追寻真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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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蛐蛐儿和瓜子在大海边畅想他们的未来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