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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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1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2；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5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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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青年时代》（部分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
3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4《鲁迅的青年时代》。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认为此事对于周氏兄弟后来的人格有所影响，谈及周作人说：“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
5《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6《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