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
《周作人传》第一节（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189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190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191，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以后他说：“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又说：“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193在因革命元勋陶成章被暗杀而作的《望华国篇》194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为鉴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观”195，实即肇始于此；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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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190《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191《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192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越铎日报》。
193《知堂回想录·〈望越篇〉》。
194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越铎日报》。
195《灯下读书论》（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196《问星处的豫言》（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