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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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222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223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224，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一九一三年春，绍兴成立学术团体“叒社”，参加者多系第五中学学生，周作人为名誉社员。在《叒社丛刊》上，他先后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新希腊小说三篇》和《拟曲五章》，有成于留日时期者，也有新的著译。偶尔也在绍兴以外的报刊露面，如《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和第十期登载的《艺文杂话》、《希腊拟曲二首》等。不过无论对该杂志抑或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这些作品都独出机杼，或者说是不合潮流。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那种超前姿态，其难被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ChristianAndersen）225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226，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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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丙午至丙辰间所作”文章之一，无题，亦未完；后辑入《秋草园旧稿》。
223《小说与社会》（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五号）。
224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七期。
225通译安徒生。
226与《老泰诺思》辑为《新希腊小说三篇》，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叒社丛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