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事实依据、成就归因及时代意蕴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事实依据、成就归因及时代意蕴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1:44:32，全文字数：21326。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事实依据、成就归因及时代意蕴

��前发展的。”［1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果断有效的行动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不仅切实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韧性。西班牙共产党主席路易斯·森特利亚·戈麦斯（Jose Luis Centella）则从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经济复苏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使自身真正成为人民的党，而中国人民成了发展的引擎。”［14］

（二）注重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事业的行动纲领

“适应时代要求的强有力的规划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15］面对不同时期的国际变化局势、立足不同阶段的国内发展实际，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卓越的战略眼光研判大势，用高超的政治智慧谋划发展，制定出了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要求的实践规划。无论是“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奋斗目标，还是五年编制一次的具体发展规划，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纲领。

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擘画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87年，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又制定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切实可行的，它使中国社会树立信心、凝聚共识，并最终让人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国家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16］19在“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将实现之际，中国共产党远见性地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21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瑞典学者侯赛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指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扩大民主、繁荣文化、改善民生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17］，这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与时俱进，合理规划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在长远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制定了具体的战略规划，将总体蓝图细化成了一个个既相互衔接又各有重点的阶段性任务。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规划方式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兼具指引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用“规划”取代“计划”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旨在应对可持续性、协调性和竞争性等问题的决心，体现了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实践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十三五”规划）。美国情报研究局的高级经济分析师麦尔敦（Oliver Melton）强调，“十三五”规划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的连续循环，而不是离散的总体蓝图”［19］。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圆满收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编制了更具战略眼光的“十四五”规划，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以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的重点关注。英国社会学专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谢春萍（Chunping Xie）相信，以“十四五”规划为指导，未来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的所有方面引领世界，并成为21世纪真正的全球领导者［20］9。

（三）采用务实高效的国家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成就的关键支撑

中国共产党重视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升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行动力，将治理实践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授黄朝翰（John Wong）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行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寻求善治的迫切意愿反映在各级政府为应对社会问题及改革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实践中。”［21］

以灵活高效的治理行动丰富中国之治的实践成果。面对减贫脱贫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接力谋划，以“中国特色的脱贫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瑞典学者法图玛塔·迪亚洛（Fatoumata Diallo）认为，“中国特色的脱贫模式”就是将党的作用嵌入基层，通过发展地方的工业、教育、医保来重塑中国农村，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脱贫的潜在解决方案［22］1-4。除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也是海外学者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的另一个着眼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三位学者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实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轨迹。他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振兴和发展农村过程中积累了灵活经验，这为其他寻求农村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参考。”［23］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城乡居民差距扩大等问题，这为促进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无法套用已有的任何发展模式来解释它。”［24］2

以务实管用的治理方法彰显中国之治的独特意义。一个曾经备受欺凌的东方民族，如今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与信赖，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种适应中国的、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拉里·卡塔·巴克尔（Larry Catá Backer）提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效仿西方模式，也没有拥抱苏联模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合理、更加务实的国家治理模式。”［25］这种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党的领导嵌入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既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也能够增强执政党的稳定性。美国学者让·奥伊（Jean C.Oi）和史蒂文·戈德斯坦（Steven M.Goldstein）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推动了治理改革，建立了一种混合的具有持久性和适应性的发展中国家治理方式。”［26］113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认为，“这种治理模式极具适应性，可以使中国经受住各种内生性和外源性的挑战。”［27］10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的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不仅为中国进步、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s）主张从民族复兴和国际比较两个角度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的时代意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占人类人口比例最多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这样的成就为中国的任何国际交流提供了起点。”［28］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海外学者的认同。

（一）开启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之路

在百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历史，一个饱受欺凌、备受打压的东方大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通过反思中国革命历史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它领导的革命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不是历史性偶然事件，而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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