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而过

穿墙而过一文创作于：2023-04-12 11:18:50，全文字数：19856。

趁着我妈出去打麻将，我一点点清理家中的纸壳箱子。我收拾出一大堆杂物，确认了几遍，这些东西扔了并不会挑起争端。顺道去取了林静枝留下的东西。它静静卧在快递柜里，像一具入棺的尸体。我把它掏出来，大概二十公分长，十公分宽，五公分高，分量很足。是块砖。被一个包装袋包着，包装袋上都是外文，大概是德语。我明白了，这块从德国过来的砖，是林静枝的心意。我的名字中“柏”念“百”，柏树的“柏”，我爸给我取这个名字，跟政治历史完全不沾边，就是因为我家门口有块柏树林。林静枝从同名的德国城市带来，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

我把这块砖装进了我的皮箱，空无一物的皮箱自此开始坚实。

我妈得了教训，再也不出门打麻将，如今家中唯一的大事就是整理东西，卖房成了第二顺位。我妈的脑子像一块年久失修的硬盘，冷不丁就会冒出一段记忆。看到一张照片，她回溯当初是怎么和我爸见面的；看到一件衣服，就想起我当初是如何顽劣，衣服磨损得总比别的孩子厉害；看到一本习题集，就感叹我到如今还没有结婚，而我爸这般大的时候，我都已经四岁多了……我的脑子是块正常的硬盘，对这些奇怪的外来资料，一概拒绝进入。

家里陆续来了四五波看房的人，其中一个大叔是第二次来了，眼神要比很多年轻人坚定，在屋里来回踱步，似有一种寻找家的架势。我妈没什么耐性，不想多费口舌，大叔来回讲价，更令她非常不舒服。她最后撂下一句“想买就买，不买拉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关了门，留下我安抚大叔的情绪。大叔说，这房子确实老了，重新装修又是一笔钱。我说，也不能只看坏处，这房子挑高要比现在的高出三十公分，即便吊个顶，也不显得局促。而且老房子修得扎实，不像现在的豆腐渣工程。产权还有四十年，地理位置也好，如果拆迁，也能赚一笔。大叔说，你这小年轻是专门卖房的吧，说得一套一套的，要是真这么好，你咋舍得卖？我说，要搬走了，不在堵街住了。他说，咋的，堵街都住不习惯？这不比村里好。我说，人往高处走嘛，住了快三十年了，够了。他说，要是能压下去一万，我就买。我说，一万太多了。他说，那八千。我妈从房间里冒出头，最多五千。大叔看向我。我说，我家我妈说了算。大叔终于痛快一回，那行。说完就从屋里小跑出去了。大叔再来时，挎了一个军绿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进到屋里，直接把包打开，一包现金。他说，来吧，点点，二十一万五千。

房子卖出去了，生活突然显得局促起来，正如此时的堵街，火车把路给阻断了，缓慢蠕动，动作甚至慢于蜈蚣，来往车辆安安静静停在原处，长龙一直延伸到堵街之外。我妈最为烦躁，她望着车龙，在副驾驶上来回扭动。她说，都让你快点了，还是赶上了火车，你们爷儿俩都是这种怪胎，要是我误了火车，还要浪费钱。我说，顶多半小时就能到火车站，你的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呢。她说，我是说你这种性格，不是说眼前的事。我说，我努力改。她说，算了吧，狗改不了吃屎。我问，你去那边有人接你没？她说，这么大个人自己不能回去？我说，我开车送你也就六七个小时。她说，这又不是自家的车，路上磕碰算谁的？你这么有钱咋不自己买辆车。我说，行吧，到了给我打电话。这边处理完了，我还得回公司一趟。她问，你那个公司啥时候倒闭？我说，盼我点儿好吧，现在有个工作不容易。她说，说好的十天年假，到家里就剩七天了，周扒皮也得要脸。我说，等我在北京安定下来，就接你过去。她说，算了，我老帮菜小地方还待不惯，去了北京怕是不认路，老死在山里最好。我白了她一眼。她说，我现在就想在死前见你结婚。我说，说点儿好听的吧。她说，我知道你和枝子还有感情，你们俩结婚我没意见，你们能过下去就行。我说，早翻篇了，别瞎操心。她说，我就剩你这个儿子，不操你的心，操谁的心？我说，你睡会儿吧，火车上睡不着。

从火车站回来，把车还了，我给林静枝打了一个电话，感谢她的别致礼物。她说，不是贵东西，但重。我说，你挺幽默。她说，我现在忙完了。我说，我也没啥事。我们约在老地方。

阳光迎面铺洒，堵街被赋予金黄。林静枝戴着墨镜，夕阳在镜片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刺眼的。她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子，像是麦田里稻草人戴的草帽，只是材质不同，一个是尼龙，一个是皮质，牛皮或者其他动物的皮。阳光将它的动物性激发了出来。她把帽子盖在了我的头上，视野骤窄，天空被拦住了，高耸的楼被拦腰截断，而低矮的家属院，却因失去对照物，升了一格，变得壮硕。我既能看见它们发亮的身影，也能看见它们低沉的阴影，以及裸露在外的血管——包裹着保温层的暖气管道，唯有光阴可以腐蚀它们的臂膀。

林静枝的头发在阳光里愈发耀眼，我很难分辨它原本的颜色，它闪耀着夕阳的金黄与内敛的红，集合了嚣张和懦弱，蛮横与怜悯。她热衷改变发色，初中时便如此，这么多年了，没有改变。风很轻，卷不起地上的沙尘，只能带动她少许未被规整的头发，起了静电一样，微微浮动。隔着墨镜，我没办法看到她的眼睛，我挺想看看它们，可我实在没有理由和勇气将她的墨镜摘下。她是突然转头的，我冷不丁与镜中的自己四目相对。顺着墨镜而来的夕阳，留下了两个点，深深印在她的脸上。她问我，麦子到什么时候才会熟？我说，现在才刚刚灌浆，距离成熟起码还有一个多月。她说，那我待不了那么久。我说，你要是想吃新麦，我可以给你弄点儿。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土地，绕着堵街的农田，都是别人家的，看见这些麦子，我只是想到了从前的一些事情。我说，我家还有几分地，我爷爷去世之后，村里没收。

我们早就将脖子扭了回去，她仍注视着夕阳，任阳光铺满她的脸颊。帽子帮我挡住很多东西，宽大的帽檐将我的双肩也笼罩住了，它甚至无意间拉远了我和她的距离。我们似乎并不是肩并肩坐在铁轨上看夕阳，而是坐在某个候车大厅，我们身下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永远不属于任何人的公共座椅。

火车已经走了，今天不会再来了。每天只来一趟，嘎啦嘎啦，拖着肥硕的身躯缓缓驶入火电厂。车厢里装满煤炭，那是火电厂的血液，火车自然是血管。我们都清楚，火电厂是堵街的心脏，一座冷却塔就是一座心室，两座冷却塔和一根烟囱就构成了一块土地的生物基础。不需要轰鸣，也不需要火花，就如呼吸般寻常。心脏每天泵血八千升，而它本身只有两百五十克，半斤重。心脏一旦出了问题，那便是大问题，于整个生物系统来说，是巨大的问题。林静枝的父亲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去世的。

我和林静枝并肩坐在铁轨上，看着夕阳一点点被大地吞噬。小时候，我们常常跑到这里坐着，那时候不会干坐着，我们彼此依靠，谈天说地，也接吻，这里是我俩的秘密基地。她总想感受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悸动，感受来自远方甚至是大地深处的悸动。火车已经走远了，车尾变车头，拉着空荡荡的身躯，离开火电厂，驶入陇海线，而后不知所踪。很少有人探究它来自哪里，就像很少有人探究它是哪年来的一样，我们都只看表象，不看本质。

天色渐暗，麦田重回幽青，晚风渐近，麦芒并不锋利，哗啦啦像是小河。林静枝不自觉说到了去年的大水，天像漏了一样，将城市包围。我说，堵街上1841年发过洪水，那时候堵街被大水掠过，汹涌的黄褐色水浪不断冲击开封城墙，那种气势，比最凶残的攻城部队都要凶悍。她说，我不关注那么久远的事情，我只有余暇关注脚下的土地。我去年被困在一辆停运的列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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