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体育法》的立法评析、立法创新及重点配套立法完善

新修订《体育法》的立法评析、立法创新及重点配套立法完善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03:57，全文字数：42276。

新修订《体育法》的立法评析、立法创新及重点配套立法完善

��规定的体育纠纷的强制仲裁与埃及宪法相冲突。另外，《俄罗斯联邦体育法》涉及对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即俄罗斯国家立法中是承认CAS裁决的。“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就系列“体育制裁”，向CAS提起上诉。但CAS实际上是位于瑞士的一个民间机构，适用的是瑞士法，且CAS的仲裁员绝大部分是欧美籍。一旦CAS的裁决支持国际体育组织的“体育制裁”，俄罗斯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2022年5月17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体育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修改俄罗斯体育法的建议，删除有关外国仲裁的内容。当然，美国《罗德琴科夫反兴奋剂法》域外管辖权的规定，则是国家体育主权向外扩张的例子。这都是近期国家体育主权相关的重要事例。我国新修订《体育法》第120条的设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出现，为我国在体育国际交往中守住国家主权和利益，奠定了法律基础，意味着我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国家体育主权的保护问题，这是本次新修订《体育法》的一个重大创新。这种创新，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规范。

3 新修订《体育法》的关键配套立法和政策的完善

3.1 《职业体育条例》的制定

新修订《体育法》对职业体育进行了规定，但多为原则性规定，大量有关职业体育的问题均未涉及。从法治角度来说，一方面，职业体育要受到其他与市场经济相关的部门法的调整；另一方面，从欧美职业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职业体育产业领域具有许多区别于其他产业领域的独特之处，如在市场竞争、赛事转播权出售、俱乐部股权、市场准入等方面，职业体育领域都有其特殊性，需要一些专门法律来调整。

总的来说，职业体育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除符合一般法律环境下的合规要求之外，职业体育的发展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法律保障，这是世界各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普遍经验。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无论职业化足球还是篮球，职业化的制度、机制亟待完善，诸多事项还处于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很多应该法定的事项没有明确。所以，出台一部行政法规——《职业体育条例》是落实新修订《体育法》，构建中国特色职业体育法律制度的重要工作。《职业体育条例》应对职业联盟的建立、性质、准入制度、金融制度、转会制度、破产制度、合同制度进行系统规定。

3.2 《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的制定

新修订《体育法》对体育市场监管制度和体育行政执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其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体育市场监管和体育执法问题上的法律缺位问题。由于体育市场监管和执法涉及多部门的联动和协调，因此需要在国务院层面出台一部行政法规——《体育市场管理条例》。首先，《体育市场管理条例》要确立新时代中国体育市场监管的体制，该问题实际上是要明确中国的体育市场执法体制问题，即体育市场监督管理是采取由体育部门单独执法或是将体育市场执法纳入文化综合执法或是直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在《体育市场管理条例》中作出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可以由各地方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次，明确中国体育市场监管边界。从目前我国的体育市场执法事项来看，执法内容主要是针对高危体育经营活动。但是，随着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体育市场的边界已经不断扩大。体育赛事市场、体育健身休闲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场馆服务市场、体育中介服务市场，以及其他以体育为载体的市场领域，均应成为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的涵盖范围。最后，明确体育市场上各主体的权责。如体育市场经营者是体育市场上的核心主体。管理体育市场实际上要规范体育市场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从而促进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那么，《体育市场管理条例》必须对体育市场经营者的权责加以规范。尤其必须明确经营者在产品质量、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责任，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的出台。

3.3 体育仲裁配套政策的制定

新修订《体育法》通过“体育仲裁”章对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建立、体育仲裁范围、裁决效力、裁决的执行和撤销等进行了规定。且在第93条进行了授权立法。授权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组织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制定体育仲裁规则。因此，《体育仲裁规则》的制定就成为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落地实施。可喜的是，新修订《体育法》通过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于2022年12月25日公布了《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体育仲裁规则》。《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对体育仲裁委员会基本构架、运行机制的建立进行了规定，在构建体育仲裁体系、规范仲裁活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指导作用，是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基本指引[14]。《体育仲裁规则》直接规范体育仲裁活动，对体育仲裁的管辖范围，仲裁员资格，仲裁庭的组建，案件的申请、受理、裁决等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体育仲裁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对推动中国体育纠纷解决制度的法治化发挥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驾护航，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体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后，体育法治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大多数没有体育立法的国家纷纷出台体育法。全世界大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出台了体育法，许多有体育法的国家也开始进行体育法的修改。我国历时十多年，终于完成了《体育法》的修订任务，一部新的《体育法》诞生。

从立法形态来看，可以将其分为建构型立法决策和回应型立法决策。从新修订《体育法》的条文分析，作为规范、涉及全新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构型立法决策，“反兴奋剂”章、“体育产业”章和“体育仲裁”章等都可以归为此类；而“总则”章、“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章、“体育仲裁”章等则可以归为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制定、修改或者废除的回应型立法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体育仲裁”章作为典型的既属于回应体育仲裁制度缺位的回应型立法决策，也属于为体育仲裁制度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建构型立法决策，在这次制度设计中注重了结合两者优势，促进了立法效益的最大化。除了“体育仲裁”章，其他各章也或多或少含有建构型或回应型立法决策的属性。由此可以看出，新修订《体育法》立法既实事求是地考虑了当下中国体育领域的迫切问题，解决体育领域既存的法律不足或缺位问题，也着眼长远、系统规划，服务于建设体育法治这一目标，为以后体育法治的良法善治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来看，新修订《体育法》植根于中国体育法治的实践经验，也较好吸收了近年国家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诸多新成果、新理念。新修订《体育法》在继承中有创新，在体育仲裁、体育保险、体育考试等方面有制度上的突破。新修订《体育法》的颁布实施，将使中国体育法治建设迈入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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