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

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09:58，全文字数：15553。

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

��别权力关系的观点昭然若揭——在一种以男性为主、以被男性主义思想召唤的男性和女性为实施者的社会结构中，以主角托马斯和其受性侵并最终致死的好友为代表的不认同此秩序的曾经“前程似锦的女孩”被无情抛弃与亵渎，影片叙事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托马斯被边缘化的社会窘状与一种“渴望男性救赎”的精神受虐形象。尽管被恋人救赎、放下仇恨并且重新回到其父亲所谓的正常生活中来，这也意味着托马斯短暂放弃了与男性主义对抗的立场，宣布臣服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之中。在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幸福后，托马斯选择以生命换取司法公正，否则性侵犯将可能再次因“证据不足”逃脱法网。而托马斯终极复仇的对象，如今已成为事业有成的上层阶级。至此，影片对现实的明喻呼之欲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有权势的男性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使其避免正义制裁或直接将受害者置于失语地位丧失申诉权利，因此，女性只能通过牺牲生命换取司法系统的重视，以谋杀代替性侵犯罪从而换取迟到的正义。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在充满讽刺、悲观主义与黑色幽默的角色命运历程中呈现出受侵犯女性的境况，被迫失语的、被抛弃与被边缘化的女性只能通过生命的毁灭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女性的选择是清晰且狭窄的：屈从于男性秩序或被其毁灭。这也正是女性主义电影中对于性别问题的常见处理方案，并且指向女性主义电影创作实践的困境。

女性主义电影的困境——固化的表述与景观化的形象

近年来，女性主义电影和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题材层出不穷，不仅有关注女性生存境况的、展现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电影，也有以女性为主角承担电影中男性角色功能的电影。这些电影不仅丰富了电影题材，也使得电影艺术对于女性群体的塑造明显立体化和多样化，电影中女性的人格独立性与自主行动性大为增强，具有启发意义。然而，电影如何处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如何在对性别关系的探讨中寻找出新的意义，以达到解决现实社会女性问题的推动作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例如美国电影《最后的决斗》中，雷德利·斯科特用罗生门式的叙事方式剖析了欧洲封建时期女性的地位与处境，以玛格丽特凄惨的遭遇揭示和清算了中世纪的男权压迫和父系权威并影射现实。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以家庭主妇金智英逐渐走向混乱和抑郁的精神状态与韩国被困于家庭的妇女的生活状态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压抑处境。其内容与1975年《让娜·迪尔曼》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沉闷、窒息的气氛贯穿全片。然而与之不同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最后以丈夫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为终点。当下，一种女性在全社会广泛存在的生存困境、自我价值实现的困境被重新转移到“男性或者非男性的问题”，恰如近年来的印度女性主义电影如《摔跤吧爸爸》《印度合伙人》等以描写印度女性的生存困境，并以引出女性个体成长与女性群体解放为主旨。不可否认，它们具有进步意义，然而这些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以依附父权与男权的形式实现自我价值或者推动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女性依旧处于从属地位，依旧是被男权逻辑内化和庇护的弱者，女性的自主性被大为削弱，以一种寻求男性认同的方式解决性别问题。女性在电影中再次成为景观化的标识，亦可以认作是一种男性电影对近年来汹涌的女性运动的被迫退让。

即使《前程似锦的女孩》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如此旗帜鲜明地转向完全的女性主义表述，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以自身毁灭求得复仇成功。玛丽·安·多恩敏锐地发现“这些主导叙事的女性最终仍然要接受男性权威的检验，整体的意识形态逻辑最终又回到男性中心主义电影的框架中去”。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求女性观众认同的所谓“女性电影”，亦或是用女性代表男性承担观影期待的女主角，性别认同的转换始终将女性身份嵌套在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位置，其行为逻辑仍然脱离不了男性中心的桎梏。

在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寻求自我价值实现与意义突破的方式往往是走向自我毁灭，或继续依存男性呈现一种被保护的姿态，女性主义电影中解决终极问题的方式已然固定成为一种毁灭（或逃逸）与顺从的二元选择。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女性主义电影虽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认识方法，但无法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无法提供一种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解读路径，只是为具体而微的“个人”提供了对此类文本、编码、语言现象的考察方式。并不是一种能够直接改变现实的途径，因而女性往往会产生悲观主义。恰如众多表现女性主义母题的电影作品，造成女性困境和解决困境的场域始终只能是被电影批驳、尽力消解其权威性和内在正当性的男权中心社会，女性在电影中的处境正如在现实中的处境一样面临着无法否认的巨大局限性和预设性。因而，这种展现和揭露往往只停留在“展现”和“揭露”上，只是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故事，以此弥补女性题材的空缺。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如何处理性别议题，亦或是如何创造一种能够跳脱出“毁灭（或逃避）或屈服”二元选择，如何在电影中避免对女性景观化、刻板化的描绘也是需要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过度曝光反而会使真正的事实被遮蔽，在电影中除了呈现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并承受其结构性压迫和受虐失语的女性形象外，如何在电影中呈现出多层次、更具代表性而非刻板化、景观化的女性形象与叙事陈规以及创造性地反映社会中女性主义议题的方案正是十分困难且空白的，尤其是女性主义电影天然与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接驳的现状下更是如此。正如女性主义的终极挑战：“当仍然受困于父权制的语言之中时，怎样与像语言一样被建构的无意识展开斗争”，[4]这也是女性主义电影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实践理想。

《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在线阅读地址：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