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方言在院线电影中的创作研究

后疫情时代方言在院线电影中的创作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25:00，全文字数：13672。

此外，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声音符号，在被非本方言地区的观众进行方言文本解码的过程中产生新鲜感和趣味感，即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等著作中多次提出的“陌生化”理论。[6]陌生化将观众从熟悉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非本方言地区的观众将该方言视作陌生化语言，并自行将声音对白与普通话字幕对照起来，增加对电影叙事的感受难度，延长审美时间，从而增强审美效果。审美效果的增强使得影片的表意被充分理解，即便是非沪语区的观众也能沉溺其中感受故事的真谛。《爱情神话》中体现的女性意识便通过“男人写戏的腔调：女人嫁不掉死蟹一只”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海纳百川为核心的海派文化与后疫情时代在中国逐渐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以沪语为窗口，以上海女性为桥梁，开辟了一条极富中国韵味表达的女性意识之路。

方言推动电影产业升级

20世纪60年代的《抓壮丁》是中国最早用方言拍摄的影片，但随后数十年中，在推广普通话制度的影响下，除了个别领袖人物可以使用方言作为对白之外，方言在电影对白中的运用较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第五、六代导演的影响下，方言电影不断涌现出来。[7]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遭受疫情重创的电影产业逐渐恢复秩序，社会环境与大众审美的改变促使中国院线电影进行发展方式的变革与叙事角度的创新，方言对白的使用也一改过去单一展现地域文化和喜剧效果的功能，全方面渗透于院线电影题材的创作之中。除上文所说的疫情题材与爱情题材影片因时代属性与地域特色的原因注入方言对白以外，战争历史、运动励志等题材影片也通过方言对白注入叙事新活力，与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心理需求相契合，促进了中国院线电影产业的转型。

2020年8月2日，战争电影《八佰》扛起“救市”大旗，影片上映首日票房达到1.4亿元，其余力一直延续至9月，对影视行业的全面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电影《八佰》的成功除了国家积极调控的推动之外，与方言塑造地域个体形象，唤醒大众对地域形象和家国认同的集体记忆有密切的关系。

方言作为一种视听符号，具备电影叙事的能指性与承担效果的所指性，影片中的方言对白在传递台词信息的同时也传递出导演使用方言的诚意，拓展了影片深层次的表意空间。导演管虎在电影《八佰》中使用大量方言对白体现影片中的百人百态，极力彰显抗日战争时期士兵的个体差异，广东话、上海话、湖北话、河南话、重庆话等汇聚于上海租界对岸的四行仓库中。方言不但帮助导演完成群像的塑造，还原历史真实，也隐喻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全体中国人民对抗战的坚定决心。“八佰将士群像”不仅仅指留守在四行仓库的五二四团一部官兵，其所指即在中国近代战争中拯救国家危亡的中国士兵与救国人士。租界区讲沪语的群众作为另一对能指，其所指即爱国之心还未觉醒的麻木腐朽的普通民众。“区区四百来人是扛不住的，得靠身后这四万万人来扛，我们出去就是要叫醒他们。”电影《八佰》的中心任务便在于此，“八百壮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中国民众展示着中国的苦难与不幸，唤醒中国民众的良知与热血，抗战绝非仅凭一己之力，而是要靠全国上下所有人的齐心协力。“八百壮士”既唤醒着旧中国的四万万民众，亦唤醒着当代疫情下的中国人，增强后疫情时代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与民族凝聚力。方言对白隐喻导演创作之“肌”，特殊时代环境引发影片故事与现实对位之“理”相辅相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优秀案例。

结语

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不仅唤起了各地域人民的乡土记忆和情感共鸣，更因为特殊的后疫情时代背景为电影的内涵焕发出新的活力。但由于方言特殊的语言特征和多样化的寓意表达，运用方言的电影在院线发行及传播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在未来，方言电影应增强作品的受众和定位，在“叫好”与“叫座”中做出平衡，同时要重视院线“腰部”作品的质量，凭借方言特色扩大三四线城市的院线影响力，让电影作为文化产业更好服务于观众，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加细致地对中华大地上每一处生活进行艺术摹写，创作出更多服务于人民、不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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