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侦剧警察类型化塑造的功能研究

新时代刑侦剧警察类型化塑造的功能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11:41，全文字数：18005。

新时代刑侦剧警察类型化塑造的功能研究

��，以悬念设置见长的刑侦题材电视剧中，“智”是这些主要警察角色的首要特征，过人的智慧、超常的逻辑推理能力是他们的共性。而在重点突出警察“智”的刑侦题材电视剧中，往往将智勇双全的他们置于一种“勇”难施展的险境之中，因此其“智”得到极大程度的彰显。在《莫斯科行动》中，跨国追凶小队队长陈尔力决策果断、自身作战能力强，堪称智勇双全。但在没有执法权、不能携带任何武器、语言不通、犯罪团伙又穷凶极恶的异国他乡，他的智谋往往能在侦查缉凶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众多反腐剧以及以塑造孤胆英雄为主的刑侦题材剧则重点突出主要执行者的“勇”者品质。“勇”不仅可以着重突出警察的硬汉气质，传递阳刚之美，也能够着力表现孤胆英雄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成长蜕变过程。

第三，部分刑侦题材剧将两位男性角色设置为智勇组合，分别承担“智”和“勇”的彰显功能。一方面，“智”和“勇”天然的区隔和对抗因素有利建构作品的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如《心理罪》中犯罪心理分析天才方木与硬汉刑警队长邰伟的“智”“勇”组合。另一方面，“智”“勇”组合的性格转换也能够增强作品叙事的紧张感与悬疑度。如《白夜追凶》中双胞胎兄弟关宏峰与关宏宇的“智”“勇”组合，在解决不同戏剧冲突中显现出不同的“功能性人物”的角色光芒。

三、警察荧屏形象的类型化配角功能

刑侦剧的故事世界不仅需要核心人物形象的立体化、饱满化塑造，还需要众多配角的成功塑造，从而编制起一部荧屏叙事的警察人物关系谱系。在许多作品中，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特征鲜明的配角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超过作品主角的知名度，成为荧屏故事中的经典形象。在警察荧屏形象的配角构成中，依据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我们把和主角有关的警察配角形象按照二元关系分为职责明确的好助手和走向反面的迷失者，这两种角色在推进叙事的进程中各自发挥着重要功能。

（一）职责明确的好助手

与智勇双全的主要执行者相比，刑侦题材剧中的助手角色往往具有某些特定的技能或富有个性的性格特征。作为配角角色的他们也通常具有勾连叙事脉络、丰富叙事情节、调节故事节奏、衬托主人公等角色功能。

从人物形象的专业来讲，他们往往是专业化侦破/检察/反腐/诉讼团队中的一员，性格鲜明、职责明确、专业单一且突出。一方面能够对侦破/反腐/诉讼进程的成功或顺利开展起到关键助推作用。比如，《天下无诈》《莫斯科行动》《猎狐》等剧中均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其中的助手成员各有所长且分工明确。另一方面，剧中的助手角色也可能因为单一化的专业背景和性格缺陷，将案件带向错误的方向，对案件侦破造成一定的阻碍。这既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也进一步由配角衬托出主角的胆大心细、稳重成熟。如《清网行动》中的年轻警察鲁齐鸣在一次行动中把人质误伤，在放走真凶的同时也遭到受害者家属投诉；《刑警队长》中的警员林之华在医院看守毒贩时严重失职，致其意外身亡。

从人物关系的建构来讲，剧中作为配角的助手角色，和主要执行者的关系多为上下级关系、师徒关系，为叙事悬念的植入与情感元素的铺陈提供便利。一方面，正因为协助者与执法者的主从关系和年龄差距，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内部摩擦也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冲突。另一方面，剧集也常常会插入一些助手角色与主要执行者之间的爱情、亲情、兄弟情，以丰盈作品的情感元素和艺术能量。比如，“《警察荣誉》在继承《针眼儿警官》等作品?Α?缜?窬?墓刈⒌耐?保?诠适轮星度肓司?熘耙怠⒓彝ス适掠肷缁崆榫橙?衷?叵嗷ソ恢?拇葱卤泶铩?2]。

（二）走向反面的迷失者

刑侦题材电视剧中的迷失者形象往往职务较高、业务出色、反侦察能力强，是剧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在，常充当一些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自甘堕落地走向反面。例如，《破冰行动》就成功塑造了这种发人深思的角色。“剧中，上至东山市市长陈文泽、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下至刑侦大队队长陈光荣，均沦为毒贩的‘保护伞，与制毒头目塔寨村村主任林耀东同流合污，其腐败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触目惊心。”[3]这类迷失型人物形象原本都拥有正直善良、无私无畏的秉性，但由于某些诱惑或其它因素，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因叙事视角的差异，他们在剧中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功能。在限知视角下，这些堕落者/主角的阻挠者形象在剧集大部分时间处于隐匿的状态，一直维持着表面的良好形象，承担了作品“最大反派之谜”的悬念功能；而在全知视角下，他们常利用权力优势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为侦破者设置重重障碍，承担着调节叙事节奏、制造叙事悬念的功能。

一方面，刑侦题材剧塑造了一批因权、财、情而自甘堕落的迷失者形象，主要细分为权欲型迷失者、物欲型迷失者、情欲型迷失者几种。例如，《人民的名义》中的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权欲型迷失者，而《善始善终》中的边防局副处长罗同彪则是一个典型的情欲型迷失者。而权欲、物欲、情欲的堕落也并非泾渭分明，他们往往可以合为一体，如《谜砂》中的戴文星、《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都是权、色、利均沾的“全能型选手”。作品通过对这些“蛀虫”贪污受贿、侵吞资产、权色交易行为的批判，在彰显正义的同时也强化了罪与罚的警示意义。

另一方面，刑侦题材剧中也塑造了一批处于善恶之间的“中间型”/灰色堕落者形象，凸显的是人性善恶的反思和恶行背后的纠结。对刑侦题材电视剧创作者来说，塑造良知未泯的匪徒不难，?的是塑造犯错或作恶的警察形象。如若把握不好尺度，既不利于普法宣传，也有将观众引向善恶美丑难辨误区的风险，所以创作该类“反面教材”的迷失者需要慎之又慎。《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破冰行动》《无证之罪》《猎狐》《沉默的真相》等剧中所塑造的黄伟忠、马云波、骆闻、杨建群、朱伟等“中间”形象让人耳目一新。面对是非、善恶两难抉择，这些背弃自己警察誓言的迷失者之内心矛盾跃然于荧屏。

正如阿马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中所言：“秉持一种现实视角，关注人们实际的生活和多样性的现实，承认正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承认正义存在不同角度和标准，而非寻找一种绝对的、完美的正义标准。”[4]但这种以私利为目的人物必然不能得到法律和道德的救赎，刑侦题材剧通过此类角色作茧自缚的结局，旗帜鲜明地捍卫了社会正义，借助荧屏，警钟长鸣。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法治环境的优化和创作环境的净化，通过电视剧创作者们的不懈探索，许多优质的刑侦题材电视剧脱颖而出，显现出多点开花、多维创新的发展面貌，这些作品从多个角度发挥出应有的社会理念引领功能和荧屏叙事艺术功能。从社会功能来讲，作为取材于中国现实法律案件的刑侦题材电视剧，对时代社会各层面的涉猎广泛，对受众的传播力、影响力、渗透力不容忽视。从艺术功能来讲，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有个性或特殊的情致”[5]许多经典刑侦剧中的警察形象日益典型，性格趋于饱满，在各自“功能性人物”发挥叙事效应的同时构建出类型化的人物谱系。这些富有时代性的优秀作品无疑是我国刑侦题材电视剧在人物论上的创新显现，也为未来荧屏艺术中警察这一人民公仆形象的塑造带来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碧芸.公安题材电视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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