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听构建与影像表达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听构建与影像表达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17:42，全文字数：18348。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听构建与影像表达

��中华大家园的魅力。节目一开始采用全景环视镜头，摄影机从面向舞台的右方缓慢推移至左方，直至将全场纳入画面内部，台上的演员身着不同的民族服饰，他们作为个体的意义被模糊，留下的是民族代号。然后镜头停留，另一群演员从面向舞台的左侧跑上舞台，台上的和台下的演员以“招手”这个动作来互动，呈现出相互接纳、彼此融入的和谐氛围，这个动作设计给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民族在聚集、在融合。节目中还有一个动作设计是表演者们牵手围成圈一起自由舞蹈，这是很多少数民族共有的习俗，例如彝族火把节、藏族锅庄舞，佤族甩发舞……这种舞蹈形式更多是用于表现热情友爱，一般出现在开阔的室外空间，央视编导组将其运用在春晚舞台上，不同于传统形式，这里的演员朝向观众，有利于拉近表演者（象征民族）与个体观众的距离；另外，圈层数目增多，外圈包裹内圈，就如同舞台上方的花朵，花瓣层叠，形成了呼应。

（二）听觉语言：民族唱腔与民族乐器

相比于视觉语言的贯穿全场、形式多样，听觉语言则显得较为单一，其主要通过演唱者的歌声和乐器声来表征共同体概念。

《我的家乡》首先由阿兰和黛青塔娜的吟唱开头，高亢悠扬的和声将川西地区的高山流水与蒙古族的辽阔草原呼唤成景，这两位女歌手都精通民族唱腔与现代音乐技巧，一出口便将场景沾染上充满民族特色的音乐艺术气氛。随后，吴彤的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浑厚苍凉，更是将场景转换，架子鼓声突发，那一个未被编入词中的“圆”字戛然而止，更增添了曲调的力量感。作为轮回乐队的前主唱，吴彤擅长将民乐与摇滚相结合，两种大相径庭的乐种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既保留了彼此特色又诡异地嵌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直击心灵的美感。正如《我的家乡》里他前半段采用沉哑低音吟唱西北大漠英雄荣归，后半段则走下台阶以较为尖细高昂的嗓音唱出“遥远地方的姑娘”，音阶的变换意味着歌中主角和场景的转变。《我的家乡》由四首民族歌曲组成，即四川藏区的《康定情歌》、青海蒙古族的《青海湖》《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西北花儿《啦啦令》，创作者有意将不同歌曲进行改造，使其容纳在一个新的框架中，其原因正在于可以适当地进行表征——词曲中涉及的空间和人物构成民族符号，演唱者歌唱的启示不是具体的英雄或是姑娘，而是他们所属于的民族，于是共同体概念就在音乐层面被阐释。《家园》这首曲目的歌词简单，主要是对土地、流水的赞美，值得注意的是歌曲尾声重复数次“我爱你”，音阶由高到低，缓缓落下，演唱者转头望向背后的自然风景，歌声与风光融合，从而制造了一场人与家园共同欢宴的乐景。

如果说歌声表征系统更为直接，那么乐器语言在央视春晚中则处于辅助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其对共同体概念构造的重要性，反而增添了更强的民族融合气息。例如在《我的家乡》中，居于舞台四周的是处于艺术狂热状态的、演奏各类乐器的音乐人，乐器声在节目1分40秒到2分钟之间得到完美展示——歌声停止，镜头转向乐器演奏者，电音伴奏消失，从而保留了民族乐器最原始纯粹的美妙。冬不拉的乐音音量较小，似山间泉水淙淙，又似艺术家在雕琢树木，这种乐器源于新疆的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族传说里，冬不拉的声音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思念。父亲与儿子对应着中华各个民族，表征的运作通过传说故事展开。扎木念多在藏民居住地使用，琴身图案华美，乐音柔和悦耳，弹拨之间，尽显灵动，展示出藏族人民的乐观态度和热情天性。迪庆弦子由来自香格里拉的格茸演奏，其外观与二胡类似，音色则相对较为低沉。来自不同民族的乐器纷纷登上央视舞台，在让观众感受到民族非遗文化的同时，也对共同体概念有了艺术美学层面的理解。

三、作为文化的共同体与作为人的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前提是多元，因为有多元性、相异性，所以需要形成和谐的共同体。共同体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文化的共同体，二是人的共同体。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拥有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语言以及共同心理的共同体。[5]央视春晚将民族作为一个客观表象来展出，在视觉和听觉工具的辅助下，客观世界的真实形象将其本来便具有的?粹信息价值释放了出来，表征最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流通与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这两者其实是针对接收者和展示形象本身来界定的。从符号到文化，是表征系统的野心。

作为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要求促进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流通，媒体宣传从来都是观念流通的主要手段。媒体以娱乐节目的形式不停输出各种与观念相应和的元素，在一个时间阶段里，观众接收到信码，在欣赏的同时试图理解它，阶段性的观念逐渐定型，最终成为永恒性的文化。文化共同体是针对接收者的一种符号，整场春晚的舞美设计就是一场符号盛宴，能指是随处可见的巨型花朵、是表演者身上的民族服饰、是各具地域特色的唱腔与乐器，具体的能指与抽象所指产生关联，从而形成共同体符号，符号进入社会，形成意义，最终获得大众的认同，于是它便成为被熟知的价值观念。对于舞台下的观众而言，他们是在观赏一场演出，但同时也被包含在表征系统之内。语言在其规则和法则水平上的封闭结构特征是同我们实际话语行为中的自由和不可预见的创造性能力相结合的，社会共时的语言系统和个人历时的话语系统共同运作才足以表征价值观念，并使其流通。当民族文化渗入观众内心，民族共同体概念便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主流价值才得以大众化、通俗化。除舞美设计符号和语言符号之外，表演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我的家乡》和《花开种花家》都以不同传统文化塑造了节目的多样内涵，从而使共同体之内的价值含义愈加丰富。

作为人的民族共同体包括我国境内的56个民族和未识别民族成分的拥有中国国籍的全体中国公民，这是一个政治、法律层面的定义，它要求人具有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所属集体的归属感。主体身份的认同联系的不再是观众，而是表演者。央视舞台上的表演者本是有限的、具体的，但在《我的家乡》里，当他们穿上属于各自民族的服饰，个体的姓名便已被模糊，留下的只是一个个群体符号，所以表演者的认同等于各民族对共同体概念的认同。再如《一带繁花一路歌》以不同国别的表演者和经典乐曲展现了“共同体”的壮大之态。2023年春晚一共41个节目，时长为四个半小时。其中，两个节目明确使用了多民族元素，时长合计8分钟，占总时长比例约3.3%，足见央视总台对辅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视。重视的根本源头在于各民族主体，媒体通过表征实践构建主流意识，并且提出一种期待，即期待共同体当中的各个具体范畴能够对共同体本身进行认同表达。归属感在表征实践中形成，民族不是他者，且依然是主体，但却能够以更和谐的方式融入更大的主体。

结语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肇始于1983年，至今已有40年历史。这场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全民盛宴，涵盖了每一代中国人的欢乐记忆和感动时刻。巨大的媒体效应和春晚本身的号召力对表征系统的运作大有裨益，以表征实践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影像语言和听觉语言形成关于民族的符号展示，本身便是一种表征语言。共享信码在观众与表演者之间流动，文化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构成了民族共同体的两大基础要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本年度春晚的节目设置虽然偏重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表达，但较为集中展现民族元素、民族特色、民族风范的节目却只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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