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

《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32:43，全文字数：13048。

《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

��以传统的封建道德实现清明政治）进行创作，缺乏现实生活基础[9]”，将前后矛盾的牛丞相性格视为戏文中的败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琵琶记》研究沿袭了这一基调，李昕从高明的改编意图出发，认为高明为了“让人物的性格发展服从于自己的主观创作目的[10]”，创造出牛丞相这一前后矛盾的形象。结论虽没有新意，但从人物性格发展规律来考察这一角色，却可以体现出其中的戏剧创作规律。张爽在《＜琵琶记＞中牛丞相形象浅析》一文中，从正面与侧面对牛丞相进行立体式分析，不仅使读者看到牛丞相极富极贵的一面，也使读者看到他爱女心切的一面，将牛丞相的改变归结为知错能改的态度转变，肯定他敢于悔过的品行，也肯定了高明对牛丞相的改造，使故事情节更添生趣，使作品耐人寻味。无独有偶，杨帆也肯定了牛丞相爱女心切的一面，以家长角度分析牛丞相身上的家长特性。

牛小姐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是大家闺秀的真实写照，但最初学者对这一形象几乎持否定态度。刘维俊认为牛氏是封建制度下的贤惠妇女，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五十年代的评价多少带有时代意识，因此完全否定了牛小姐的人物闪光点；黄仕忠认为牛小姐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完全是礼教的化身；李昕同样将其视为高明自身封建道德观念的图解，不像有血有肉的人。近代以来，对牛小姐的解读更加包容：黑娟认为虽然牛小姐是次要人物，但其通情达理、理解丈夫、同情五娘的特质最终促成了大团圆结局，这与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大团圆的“工具”截然不同，肯定了牛小姐身上的美好品格；李占鹏则从牛小姐的出场次数考察其在戏文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客观评价。

（五）张大公

学者对张大公的评价出入较小，他急人所难、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形象一直都为学者们认同，没有过多争议，因而也容易被忽略。从董每戡“爱憎分明、讲道义、负责任”的评价开始，学者们大多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推崇张广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高尚品德。滕新才和王娟更是从承诺、分粮、助葬、赠米等七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张大公的善行义举，提醒大家这是一位不容被忽视的义士，极力赞赏这位义士的善行。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过于完美的形象、总是在男女主人公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过于完美的侠义形象产生的类型化、脸谱化问题以及缺少小人物的真实性等等。但综上所述，张大公的形象仍是积极正面的。

二、拓展思路

在《琵琶记》的研究中，学者们苦心孤诣，怀着对戏曲文化的深深敬仰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赤诚之心，将自己的毕生心力花费在《琵琶记》的研究之中，以期阐发大义，推动文化学术向前发展。如今的累累硕果离不开先贤的潜精研思，其中的真知灼见，极具启发意义，也为后者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后者在推陈出新的同时，也可从先贤未察之处生发大义。

首先，高明创作《琵琶记》不是凭空想象，人物形象塑造有真实的灵感来源，后来者亦可追本溯源，找到人物原型，进而考察高明如何剪裁、取舍、新创、塑造戏文中的人物，藉以窥探作者的主观意图、精神世界以及作者创作观念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揭示作者的价值追求，考察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深入剖析该剧的艺术魅力，亦可借鉴于当下的戏剧创作，推动戏剧文化发展。

再者，学者对剧中的边缘人物研究较少，如丞相府的院婆、丫环等。分析社会下层人物，可以探究当时的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这类小人物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深化主旨思想的关键作用有待挖掘，此类人物形象身上体现的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在起到教化作用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提升作品的内涵价值，因而对边缘角色的人物分析也不可忽视。

《《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在线阅读地址：《琵琶记》人物形象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