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化与深描：探询南戏创作中悲剧性内韵的表征<br/>——从《荆钗记》和《琵琶记》谈起
时间：2023-08-16 03:34:43
内化与深描：探询南戏创作中悲剧性内韵的表征<br/>——从《荆钗记》和《琵琶记》谈起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34:43，全文字数：12431。
内化与深描：探询南戏创作中悲剧性内韵的表征<br/>——从《荆钗记》和《琵琶记》谈起剧性。当钱玉莲被钱伊府救起后，她再一次落入到时代的伦理道德之中，即便结尾二人重聚但逃不开作者构造的偶然性。起死回生仍不能使钱玉莲冲破道义的篱藩，但彻底的反抗精神并没有因为“假定的团圆”消散，而是更深刻地凸显出来。其实，结局的团圆或分崩都不是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情与理对剧中悲剧性的双向影响。假定性的大团圆也是悲剧性的另一种转达方式，这种团圆设定并没有削弱悲剧色彩，相反，它更能传达出深重的悲剧意识。可以先从神话传统中感知，西方神话强调宿命而中国神话结尾是抗争的开始。主体的追寻与反思才是悲剧性渗入传奇大团圆设定的关键。
三、知人论世下作者悲剧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荆钗记》的悲剧内蕴还有其他外因，那么《琵琶记》的悲剧性内化痕迹更加明显。正如吴组缃先生所言“古代作家，特别是戏曲作家里，这样明白清楚地提出自己创作主张的，实属罕见。[9]”作为时代思想和观众审美交替变更下的产物，《荆钗记》的悲剧意蕴带有浓烈的观赏性和作者情愫的宣泄感，与前人悲剧性婚恋戏曲相比，高明《琵琶记》的悲剧性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涵，它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家国体系下强权主义者对弱势群体幸福、乃至自由选择权的扼杀，这使造成悲剧的既得利益者永远不会反思，而且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主宰别人的命运，而弱势的群体只能通过压抑自己的欲望才能适应不合理的要求。
以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编写的戏剧大多是作者有目的的创作，观照高明生平可知，他深受家庭诗教观和师学传承的影响，在理学体系影响下，他立身处世受儒家道统要求较多。戏曲创作中，突出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关乎风化，宣扬伦理道德[10]。这也是为何以“全忠全孝”来塑造蔡伯喈。戏曲人物参照的历史人物也符合“全忠全孝”，《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历史中的蔡邕不仅是大孝子也以博学闻名，才华卓越，是当世公认的名士。
因为相似的经历和身世，高明在自视和他视中完成了蔡伯喈这一形象的再创造。蔡邕看到宦世险恶而“闲居玩古，不交当世”；蔡伯喈则因父母年迈，才将“功名富贵，付之天也”，但最后却“为功名相误了父母”。现实中的高明在南人种族限制的元蒙王朝依旧科举入仕，但怀才不遇和游宦离乡的经历又使高明无心官场。在历史、现实与作品的共振中，悲剧意识觉醒并从时代中走出来。正是如此带有悲剧色彩的传统文化同文人的思想抱负结合起来，共同深化着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创作。
四、结语
对戏曲叙事创作而言，悲剧性的视角解读为戏曲史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它不再将离奇、纷杂的民间故事当作多种元素的混合体，而是寻找其中共性和联系，将这些看作是“一个故事”。用戏曲的“悲剧性”审视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研究，提供一种动态的研究视角。对艺术进行阐释的前提，是对艺术经验的描述，以戏曲人物及社会为图腾深描时代特色，在宏大的中国悲剧精神结构里反思南戏创作的悲剧性内蕴书写，也从作品背后的隐思中动态考究戏曲悲剧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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