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周作人：一场新文学史话语权的错位对话

胡适与周作人：一场新文学史话语权的错位对话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4:56:34，全文字数：15494。

胡适与周作人：一场新文学史话语权的错位对话

��与胡适有许多出入的地方。周作人虽然同样十分不喜桐城派“载道”的思想，对其所主张的“义法”、“神理气味”也谓之是虚无缥缈之物，但对于曾国藩以后的桐城派，如严复、林纾、吴汝纶等人，还是肯定了他们的部分贡献。周作人认为这些人一方面介绍西洋文章，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到他们这里，桐城派已经改了模样，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已慢慢与新要兴起的文学十分接近了。而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胡适之、陈独秀、梁启超等人，都深受他们的影响。最后周作人还下了结论：这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是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的。至于后来他们又退缩回去成为反对势力，则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载道”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周作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桐城派对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作用和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而这正是胡适在《五十年》中避而未谈的，也成为后续《五十年》常常被指正的一点。不少“保守派”的学者纷纷发文批评胡适是刻意隐瞒晚清的古文与诗词成就，故意抬高了一些文学水平并不出色的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缺少客观性，多了主观上争夺文学史话语权的意味。

第四，古文已死还是死活难分——白话与古文之关系及白话本身之发展的看法上的分歧。这也是这场错位对话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提倡白话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的核心要求，无论是胡适还是周作人，在推行国语这一点上的态度都是一致的。但是深究两人在白话文学的发展以及古文与白话的关系等方面上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源流》中，周作人认为原先使用的白话是出自政治的需求，只是为了让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能够读懂政令，与现在的白话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与胡适的看法并不相同，因为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一直在民间不畏阻挠地发展着的，且始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现在的白话是顺应历史的必然、是白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周作人还在《源流》中反驳了胡适认为古文是“死文字”的看法。他提出，古文与白话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就像胡适提出的唐诗中的白话文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标准来划分所谓的文言诗和白话诗。对于古文中使用的许多词语，我们今天仍旧可以当作白话来继承，一些死了的古文只是因为其排列的方法是古的，并不能说这些字也一并死了。

相较胡适对古文略显偏激的看法，周作人对待古文的态度明显要更加宽容和客观一些。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二人著书时间上的差异，十年后的周作人比当时的胡适拥有更多时间去反省和总结文学革命的得失，而胡适则处于文学革命的起步阶段，自然要斩钉截铁地与古文割席，所以我们今天看周作人对古文的态度相较而言更为理性也不奇怪了。

以上四方面构成了这场错位对话的主要内容，对话的双方及各自的拥趸在这些内容上各表意见。单独来看，这些观点和论说大都有不小的文学价值，但就双方来看，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各种意见之间没有达成有效的交流。对话本是为了让双方能够互相了解、寻求共识，但却难以统一，最终成为错位的对话。

那么，造成这场错位对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将原因分为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两项。

直接原因源自二人文学观念的差异。周作人作为京派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一直以来推崇的都是“言志”的文学，为艺术而?术的文学才是周作人认可的文学，而“革命文学”显然没有被周作人看作是“言志”的一类。在《源流》中，周作人有隐晦地提到“以前是革命文学，以后怕要变成遵命文学了”的担忧，可见对于“革命文学”，周作人态度并不是积极的，这是他撰文提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周作人对于自己所坚信的文学理念始终秉持着一种顽固的执着，因此在面对各种批评时他也没有动摇和改变自己的主张。也正因为他对自己的主张坚信不疑，才会找出明末公安、竟陵的例子来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佐证，甚至为了凸显自己的主张，刻意隐去了公安派和竟陵派中存在的“载道”的一面，这一点也是最容易被批驳他的一方找到的漏洞。

根本原因是社会现实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场错位对话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了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等政治上的震荡，社会体系和整体局势处于混乱之中，由此导致多种主义和观念论争不休，进而引发了各种社会思潮涌动、思想难以得到统一的局面，这些文学思想上的大论战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典型、突出的一种现象，其中包括鲁迅、茅盾等作家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问题的论争以及左翼作家们与胡秋原、苏汶等“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等等，围绕这些论战，社会思想可以说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且难以调和，而这些作家不仅文学观念不同，更兼有政治立场上的对抗，各方自说自话，互不相让，则必然会产生错位的对话。

总而言之，胡适与周作人分别从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出发，向读者展现了双方迥异的文学史观。无论是进化论与循环论的分歧，还是对桐城文人、古文白话等问题在看法上的差异，都隐含着对彼此的诘问和辩证，更显现出鲜明的错位特点。这场错位对话不仅发生在两人之间，在整个文坛亦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双方同调及拥趸各抒己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而在其中却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这是由对垒之双方观念差异引起的，更是由社会思想的巨大撕裂以至于难以调和导致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即使双方的对话呈现出错位的特征，仍旧在新文学史的探索和实践道路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架构，时至今日，其价值和意义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继续研读和讨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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