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别再叫老板了
《3G资本帝国》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别再叫老板了,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作为加兰蒂亚能够跨越龙门的少数精英之一，若泽·安东尼奥·莫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出生在里约热内卢郊区的维斯塔阿勒吉（Vista Alegre），于1972年进入经纪公司做勤杂工。那一年他刚好16岁。在这之前，他一直跟父亲在一家肉店工作。安东尼奥是一位真正的PSDs，虽然出身贫寒，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一定会赚到钱。
他当时白天工作，晚上在中学上课；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待到晚上要上课时才离开。他的职责包括给公司员工买午饭，以及在突然有比赛的时候，到雷曼家里取网球拍。
来加兰蒂亚的时候，他根本不懂“精英管理”这个词的意思，但是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体制带来的影响。
“几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挣的钱比预想的要多。”莫朗说，“那时，我就感觉在那儿工作真的不一样。”
莫朗还看到了成长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到伽马菲略（Gama Filho）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想尽可能多地学习银行日常运营的知识，于是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在加兰蒂亚的多项业务领域都取得了不凡业绩之后，1985年他终于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此时未到而立之年的他进入加兰蒂亚已经12年了。
成为合伙人以后，莫朗的第一项任务是去接管圣保罗的业务。尽管那里比总公司的业务要小一些，但是潜力巨大。公司还强制他改掉了称雷曼“先生”的老习惯。
“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不需要再那样叫他了。”对一个从负责给老板拿网球拍起步的小伙子来说，这种感觉挺好的。
无论是巴西还是其他国家，金融领域的工作从来都不容易。在短时间内需要对大笔金钱的去向做出决断，这种工作让人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没有钢铁一般意志的人往往会半途而废。
在美国华尔街这样的地方，生活一直特别辛苦。如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里所写的那样：工作狂在这里才是正常人，在这家世界上最庞大的投资银行工作，往往意味着员工需要付出自己的一生。新员工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傍晚6点，然后草草吃一顿便饭后，再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一干就到晚上9点、10点钟。很多员工甚至会工作到更晚。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工作过，他过的就是节奏近似疯狂的生活。所罗门兄弟成立于1910年，并在1998年被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收购。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Liar’s Poker）一书中，这样描述分析师的生活状态：
“老板们可能在一天24小时中随时打电话给他们喜欢的分析师。最优秀的分析师在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基本就告别了过正常日子的想法。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老板，一刻不得停歇。他们很少睡觉，经常看起来病怏怏的。事业越成功，离死亡也就越近。”
在加兰蒂亚，工作的压力和对业绩的冷酷追求达到了疯狂的水平。早来、晚归和彻夜不归都是家常便饭。每天的工作时长达到12～14个小时，周末也经常加班。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自然会成为牺牲品。
“我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孩子的成长过程我都缺席了。”前合伙人迪尼斯承认。在敞开式大开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工作。如果有人比平时起身回家的时间早一些，办公室里就会掌声雷动。这显然是一种调侃的行为。通常，人们还会同时问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你是在外面还兼职吗？”
听上去只是玩笑，但丝毫没有嘲讽的恶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得了这一套。比如公司里就有这么一个传说：加兰蒂亚曾经雇了一名律师，第一天上班就走人了。这位律师中午出去吃午饭后，就再也没回来。
奉献精神是丝毫不能妥协的，加兰蒂亚的员工必须时刻做好调换部门和工作城市的准备。譬如，前合伙人克洛维斯·马塞多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被“邀请”从里约热内卢转到圣保罗去发展客户。尽管他从来没考虑过要换城市，但他还是立刻答应了下来。拒绝好像从不是一个选项，至少对那些想要在公司有更大发展的人而言，确实是这样。
马塞洛·巴巴拉（Marcelo Barbará）在1993年也遇到了类似的经历。他是地道的里约热内卢人，刚进公司时是一名电传机操作员。后来，他被调到了交易柜台工作。然而，有一天，雷曼让他去接管银行的行政部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类似于财物保管、制度维护、条例执行之类的行政工作。自从英瓦斯科投资公司倒闭以后，雷曼对这一块的工作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在投资银行中，马塞洛工作的交易柜台才是充满魔力，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并赚钱的地方，而不是极端乏味的、官僚化的行政办公室。这就好像从前台走向了幕后，但是马塞洛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职务的变动。
“我对雷曼非常忠诚，我的脑子里从来都没有想过拒绝一项任务，因为那样观感也不好。雷曼还告诉我，这是我在加兰蒂亚成为合伙人的最快途径。”马塞洛确实也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听从调遣，接管了公司的行政事务。雷曼同样也兑现了他的诺言，调职18个月后，马塞洛就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如何能在马群中找出千里马非常关键，而压力测试从求职者面试时就已然开始，这也是加兰蒂亚很像美国大公司的另外一个地方。所罗门兄弟在面试时，曾使用过多种方法。其中一个是让面试者打开华尔街总部43楼办公室的窗户，面试就在那里进行。他们其实提前就把窗户封起来了，为的就是观察面试者的反应。曾有一名年轻的面试者太想得到这份工作了，开窗失败后直接拿椅子砸了窗户玻璃。
所罗门兄弟使用的另外一个面试策略是保持沉默。面试者进入房间，而面试官一言不发。面试者可能会聊一聊自己的相关经历，或者讲一个笑话，但是面试官都毫不回应，不苟言笑。面试官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家伙，目不转睛。谁能应付得了这种情况？面试者的反应又将如何？这是面试官想要知道的事。高盛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招聘人员曾问一个斯坦福商学院的毕业生，如果在公司正做一笔非常重要的交易时，她突然怀孕了，她是否会选择堕胎？投资银行内部没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只是略微地夸张了一点点。
来加兰蒂亚的每一位求职者在最终录取之前，都会经过十几轮的“组合拳式”考验。面试官通常包含几位资深合伙人，包括雷曼。除了问求职者简历上看得到的教育和工作经历，面试官还想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具备为加兰蒂亚工作的素质。求职者必须具有团队意识，双眼中能看到工作的热情，所有来加兰蒂亚的人无人能逃过这些严酷的考验。
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和雷曼在美国学校读书时就认识。迪克比雷曼大3岁，同时也是亚历克斯的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们再次相遇，二人彼时都在英瓦斯科公司工作。1972年，迪克在卖掉自己的小经纪公司后，申请了加兰蒂亚销售部门的一个职位。尽管他跟雷曼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但他在面试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待遇。“大概八九个人面试了我，包括雷曼。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向我抛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迪克回忆道，“你需要确保自己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没有被完全问倒。”他最终进入了加兰蒂亚，而且后来还成了合伙人。直到20年后，他开始投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里约热内卢州丘陵地区的伊泰帕瓦（Itaipava），有一处名叫斯提多玛印赫（Sítiodo Moinho）的地方。他在那里买下了一座50公顷的美丽庄园，并致力于生产有机食品。
费尔南德斯绝对是最难对付的面试官了。在政治正确被普遍适用的今天，如果当今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再说他说的很多话，或许会引起丑闻。譬如，他会问求职者是否是同性恋，每周的性生活次数是多少。
“答案本身其实并不重要，”费尔南德斯说，“我只想知道这个人会怎样反应，是否符合要求。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严格的面试流程。”
亚历山大·阿贝德（Alexandre Abeid）仍记得费尔南德斯在面试时问他的问题。阿贝德的身高接近195厘米，而且与加兰蒂亚的其他员工相比，他的生活经历也非常不同。除了在金融市场工作，他还是巴西排球队的一名队员，参加过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975年，在完成了科佩德（Coppead）商学院的MBA课程后，他被邀请到加兰蒂亚面试。他跟费尔南德斯的第一段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费尔南德斯：“你好，你喜欢大麻吗？”
阿贝德：“不，费尔南德斯。我并不喜欢。我是一名运动员。”
撇开这些个人癖好，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癖好，费尔南德斯有一套自己招到人才的窍门。在他所招到的人之中，马塞尔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他给加兰蒂亚带来的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