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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ories 第一辑·春天故事集》第20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开春时节的陕西汉中，晚上气温降到零下一摄氏度左右，肖红兵启动发动机，让热风填满驾驶室。但很多时候，“热风”也是奢侈的，吹上一会他便关掉，“怕耗油”。
2月8日元宵节，一则视频拍到肖红兵和交警的交谈状态，他几乎涌出眼泪，“说实在的，我那段时间最大的奢望什么都不是，是能找个地方让我停下来，睡那么一会儿，我就满足了！”
视频被传上网络前，肖红兵身上只剩下百余块存款。在这一天，他收到1万余元爱心捐款，作为日后返家的路费。
更大的惊喜是，汉中北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还为他安排了房间，免费。仅仅是床、空调和热水器这些基础设施已经让肖红兵格外满足。
“我是以拉货为生的，等到疫情过去，全国解封了，湖北的恢复估计还会滞后很多。我就希望我们湖北的车重新上路时，大家能正常对待和接受。”这是肖红兵现在唯一的心愿。
（本文来源于《新京报》，原文编辑陈晓舒）
90后刑警：年三十晚追捕疑似病例
文 备备
我是大军，一位90后刑警，进入警队近四年，这是我第一次在执行任务时带上警队发放的医用防护服。这次追捕的对象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逃跑的疑似病例。
吃年夜饭时，接到任务
时间是六点半左右，我正吃着年夜饭，接到队长打来的电话：“年夜饭吃得怎样？快点吃，一个病例跑掉了，来一趟吧。”
电话里，队长说的是“病例”，我没来得及问是确诊的病患，还是疑似病例。这是我婚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和妻子以及两家的父母在一起吃团年饭，由于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只说单位临时有事要回去，再说上两句吉利话，就匆忙出门。
到大队后，办公室里只有队长一个人在值班，他指了指办公室门口的一个纸箱，说：“把它们带上吧。”纸箱里是医用防护服，从警三年多，我还是第一次在出警前带上医用防护服。队长简要说明了情况：逃跑的是一位湖北籍女性，和家人一起到本市旅游，曾途经武汉。今天下午在家人和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她到本市医院就医。由于被拍出来的CT显示肺部有感染，她被判断为疑似病例，需要被隔离，在被转至定点医院的过程中趁医护人员不注意，私自逃跑，医院当即报警。
我们市的防控措施启动算是比较及时的，年前关停了多个销售活禽的市场，本地新闻每日向市民们普及戴口罩和勤洗手的卫生要求。尽管如此，防控形势还是很严峻，我所在的南方沿海城市，每年冬季会迎来大批游客，有些是来短期旅行，还有些会留下过年。随着疫情发展，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市已有确诊的病例。因此队里对于疑似患者的情况很重视，要是疑似病例在逃走途中再接触其他的人，情况会更糟糕。警队首先和患者取得联系，她说自己并没有离开城区，正在返回医院的路上，但路面监控显示，她和家人坐着朋友的车，正驶入广州。
去广州
离开办公室，我去接另一个分局的同事，是我的一位师姐。因为疑似病例是女性，我们有规定，必须要有女性侦查员陪同才能开展工作。师姐也是在家吃年夜饭吃到一半被拉回队里的，她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少，我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解释原委。在我们赶往广州前，本地疾控中心的几位值班人员已经提前出发，并已通知广州当地的派出所和疾控中心。
从我所在的南方沿海小城市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很少，道路比以往显得更冷清，远处零零星星有烟火。我半开玩笑地跟同事说：“别人在家过年，我们出来追病患，真是很特别的年三十。”警察这职业嘛，类似的突发情况经常遇到，我和家人都习以为常。去年3月份，我新家入伙，临时有任务把我叫回警队，自己的入伙饭也没吃上。因此年三十晚上接到领导的电话我倒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想赶紧把任务执行完，尽快赶回家。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赶到增城的一处住宅区，根据监控掌握的车辆情况，疑似病例和两位随行人员就在小区里。
这个小区规模大、住户密集，由于不希望给其他居民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我们先向小区物业要了业主的登记表，确认病患所在的楼栋和门牌号，再跟疾控中心的人员讨论行动方案。其实备选方案只有两个，患者配合我们工作当然是最好的，患者若是坚决反抗，我们也只能强制把人带走，毕竟疫情危急。
我和同事，还有三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进入楼道。我们事先协商好，专业的劝解工作由警方完成，疾控人员负责监控病患的身体状况。我上去敲门，虽然准备好了防护服，心里还是略紧张的。
从警将近四年，我也曾接触过患有肺结核一类等高传染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这些时刻的心态差不多吧，说一点不怕是假的，但肯定不能后退。我们的行动有严格的规范，我对自己的职业素养还是有信心的，只要合理操作，基本可以避免传染风险。要说我当时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可能就是对于疑似病例逃跑的行为感到气愤吧，这种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不负责任的。
说服
来开门的是一个女生，她是患者的朋友，患者和家属就是乘坐她的车来到增城的。看见门口站着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她情绪倒是很平稳，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疾控中心的人先初步登记屋里人的健康信息。屋里有三个人，疑似病例、疑似病例的丈夫，还有来开门的女生。病患有咳嗽的症状，但看上去精神还挺好。他们三人待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们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起初三个人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觉得警察在小题大做。他们不同意离开小区，想办法找各种借口。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女生小声辩解：“走的原因是一个人在医院里过年三十，太孤单。”
她还接着对防控中心的人员说：“大过年的，你们穿着防护服也太夸张，我今天也没看到过谁穿防护服。”
患者的丈夫也附和：“今天她去隔离，我一个人过年三十，也不是个事儿吧。再说了，这病传染真有那么厉害么？我看我们自己吃点药就能好，不需要去医院隔离。”
除此之外，患者和另外两人还担心现在三个人一起去隔离，医药费太高，负担不起。
病患和随行人员当时的态度，让我挺生气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的防控宣传还不到位，他们真的没有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他们也是受害者。我抑制住个人情绪，语气严肃：“现在你身体不好，已经被诊断为疑似，还到处乱跑，很有可能会传染其他人。如果到时候你被确诊，还造成他人被感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大年三十，你们的心情呢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配合隔离治疗才是对的。”师姐在一旁安抚这三个人。也许他们对我市的医疗水平不信任，所以才想跑到广州？我琢磨着各种的可能性，继续耐心劝返。
夜里11点多，在我和同事轮番劝解下，疑似病例和另外两人才逐渐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表示愿意听从疾控中心人员的安排，在广州就地隔离治疗。“现在你也不用怕孤单，你们全部需要隔离治疗，一块在医院过年。”我最后对疑似病例说。
从我们进屋，到病患以及另外两位密切接触者愿意跟我们离开，前后花费一个多小时，时间听上去有点长，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属于快速完成任务了。跟随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疑似病例和两位密切接触者送往广州的定点医院后，我们才算是顺利完成本次的任务。
凌晨到家
那天我返程到家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吧，妻子早已睡下。平时晚上回单位值班，我都是到早上8点半下班，所以第二天早上妻子还问我，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作为警察的家属，我的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平时不怎么过问。刚回去的那两天，我跟妻子说自己年三十回单位值班的时候着凉了，最好我们先分房睡，吃饭也要分餐，别传染给你。汇报完工作，我如实告诉家人，我曾触过疑似患者，准备在家隔离，并再三叮嘱爸妈不要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