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维克里早期的宏观经济著作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在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下。很多人听说维克里有一些早期作品可能会吃惊。事实上，早在1963年，他就写了一本关于宏观经济的著作，书名叫作《转移性与宏观经济学》（Metastatics and Macroeconomics）。在该书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基本理解。人们读这本书时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维克里将宏观看作微观的延伸。他在1963年就以一般均衡的微观视角来审视宏观问题，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这比其他经济学家早了很多年。该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转移性，他将转移性定义为：排除不确定性之后，分析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他在一个假设的期货经济模型中，提出了一般转移性跨期均衡理论，并认为这是处理宏观问题的“前提”。 当然，维克里并不擅长自我推销，用“转移性”这一生僻术语作为书名，并不是一项明智的营销策略。如果他把书名定为“理性预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这本书或许早就为人熟知了，其实两个书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本书还表明，维克里不愿为了理论化而理论化。他对理论的兴趣总是在探讨政策问题中流露出的。因此，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他的一般均衡转移模型的政策含义，即运行完美的市场无须政府干预，不过他并不愿像现代研究者那样将“转移性”进行扩展并将其正式化。相反，他将“转移性”看作对宏观动态问题进行逻辑、理性思考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很多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的特点。如果年轻的经济学家稍微多花点儿时间读读经济学前辈们的著作（他们可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少花点儿时间把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前辈们称作不懂转移性跨期问题的笨蛋，那么，现在经济学界对宏观问题的理解会更加深入。 问题的关键是，维克里和许多早期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动态解释和他们的转移性一般均衡观点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均衡太过完美和超前，与现实相去甚远，以至于花时间研究它就违背了有效数字法则（the law of significant digits）。他们的兴趣在于动态不一致问题，并认识到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当时的数学工具所能解决的范围，因而不适合进行正式的研究。直到现在的21世纪，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这方面的正式研究才开始有意义。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存在不确定性的跨期动态框架提供了坚实的潜在理论基础，这正是维克里在他那本关于转移性的书中所持的观点。 维克里不愿为了理论而探索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他是一位对政策感兴趣的经济学工程师。对于维克里来说，理论是用来理解经济的，这样他才能设计出各种政策和新的制度，从而让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公平。在维克里看来，经济学家是一个经济体对制度性技术变革的投资。 维克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兴趣来自他对政策的兴趣，在1963年的著作中，他对宏观政策的解读是比较清晰的。那时，我们有扩张经济的政策工具，但却没有政策工具来保证这种扩张带来的是实际产出的增长而不是通货膨胀，我们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刹车”机制，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让经济减速。
一个简单的观点 值得高兴的是，在维克里将兴趣转向宏观问题的过程中，我也起到了一点作用。我在1974年写的一篇题为《通货膨胀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The Free Market Solution to Inflation）的小论文引起了维克里的兴趣。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很简单：比方说，国民经济拥有一种与当前制度结构不同的新的制度结构，在新结构下，改变名义价格的权利是通过以下方式分配的：某些供给者要想降低（或提高）价格的条件是，只有他们找到另外一些供给者时才可以，另外的供给者同意按照同等幅度来提高（或降低）其加权名义增值价格。我认为，在这样的经济中，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 我的这一简单观点引起了维克里的兴趣。在他看来，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实经济中所需要的制度性结构变革，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样就可以通过制度来设定通胀水平，从而让经济真正实现更好的均衡。 还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一些解释，因为它和“自然失业率”理论中的总量均衡观念很不一致，而总量均衡观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正统理论。维克里以及大多数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认同只有单一自然失业率的观点。维克里认为，经济能够达到多个失业状态下的均衡。而经济究竟能达到哪个均衡，是独立于预期、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因此，维克里把经济看作一个多重均衡的经济。单一均衡只存在于与政策不相关的一般转移均衡模型中。 维克里并未尝试从微观基础来构建他的模型，因为经济中的各种交互关系太复杂。相反，他把他的总量均衡概念阐述为一个系统性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使价格升高和降低的各种动态压力是均衡的。在经济运行中通常的失业率范围内（失业率在4%~8%），总需求对这些通胀压力的影响非常小。此外，核心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因制度变革和随机事件导致的重大转变。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发生在供给方的、预期的现象。在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模型中，均衡的产生仍由个体决策者引发，但是，个体所面对的市场激励和他们的决策所产生的总量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很微弱，以致在进行决策时，个体不会考虑他们的决策给总量均衡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体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