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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失业范围理论
自然失业率理论的死亡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用什么理论来取代它呢？我建议采用一个确定性程度更低的理论，其能够反映出我们对经济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被称为“自然失业范围理论”，在该理论当中，可以得到一个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均衡的分布范围。这一范围是由体制决定的，就美国而言，失业率最低在3%~4%，而最高在8%~9%。关于宏观政策的辩论，首先应集中在采取何种政策保证失业率在这一范围内，其次再争论这一范围到底有多大。一旦经济超出这一范围，就没有多大的政策辩论空间了。
我对自然失业范围理论感兴趣是因为，这一理论同时囊括了维克里对于经济的观点和当前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和在自然失业范围内进行权衡本质上是不同的。维克里的观点和阿巴·勒纳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在自然失业范围内，基本上不可能实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在这一范围内，菲利普斯曲线是水平的，并且总需求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说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二者背离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通胀率上升和失业之间的统计拟合关系的成立，主要来自于极端情形，在二者仅有微小背离时不成立。
这一自然失业范围理论比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包容性更强。和维克里的看法一样，该理论也认为当前的标准经济理论适用于自然失业范围之外。按照当前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总失业率低于3%~4%，总需求就会带来通胀压力并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于8%~9%，减少总需求会消除通货膨胀，并且基于经济的体制性特征，实际上可能会带来通缩压力。但这仍和维克里的观点相一致，即失业率在4%~8%的范围内，这种标准关系就不存在了，人们必须寻求其他途径来对付通货膨胀。
与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或自然失业率理论不同，自然失业范围理论同时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实际经济状况相吻合。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名义价格大幅上升以及工资和定价机制引起的，这两方面都加剧了通胀预期。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尽管总需求扩大，但通货膨胀却并不严重，这是因为：①名义价格水平大幅下降；②工资和定价机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③对以上结构性特征的强化降低了通胀预期。
处理通货膨胀问题
在维克里看来，通货膨胀并不是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他只是认为，在失业率为4%~8%的范围内，通货膨胀问题与失业应分开来看。在这一范围内，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紧缩性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只会增加痛苦指数，并不会让通胀大幅下降。实行紧缩性的总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就相当于现代版本的“放血疗法”，只会使痛苦加倍，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好处。
维克里认为，通过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道德的。在现行体制下，失业的负担天然是由穷人和并不富裕的阶层承受的，这不仅是无效率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即使维克里的观点“将失业率降低到4%以下也不会加剧通货膨胀”是错误的，他自己说他仍会赞成降低失业率。有人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将被迫改变政策进而引发经济衰退，针对这一说法，维克里的回答是：不会，如果治理通货膨胀要通过让穷人和并不富裕阶层失业来实现，这将破坏社会的集体价值规范。维克里和贝弗里奇（Beveridge）一样，认为创造多于求职者数量的就业岗位是社会的责任，所以主要应由企业来寻找工人，而不是工人来寻找工作。
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应是对经济的各项制度进行改变，这样失业率下降与抑制通货膨胀才会是一致的。如果某一失业率水平在社会规范上无法接受，那么人们不会同意将其作为一种均衡。
通货膨胀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
我还提出了通过自由市场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被阿巴·勒纳和我本人称为市场反通胀计划（the market anti-inflation plan，MAP）。维克里将MAP看作一项制度变革，要想通过一种在制度上与非通胀经济相容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充分就业（2%~3%的失业率水平），就必须进行这项变革。通过MAP方案完成治理通胀的任务，完全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
这是为什么呢？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假设价格的上涨具有产权，也就是说假设“涨价权”是可以买卖的，那么涨价的价格是什么？如果涨价的价格为正，又会对经济的自然通胀率产生怎样的影响？答案很简单：按照定义，假设没有通胀压力，涨价的价格就是零。如果涨价的价格为正，MAP就会消除通胀压力；涨价的价格越高，MAP消除的通胀压力也就越多。
为了强调MAP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维克里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开始将“改变价格的权利”称为“增长权利”（growth warrants）。增长权利是这样分配的：在企业成立之初，每个企业就被分配了等同于它们各自附加价值的权利（warrants）。每一年，根据经济中生产率的平均增长情况，各个企业会得到等同于生产率平均增长量的额外权利。这样一来，所有企业都可以在名义上提高投入价格，而且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增长权利的增加等同于平均全要素投入生产率。
当企业雇用更多工人或增加投资时，就会获得与那些投入先前用途所产生的价值相等的额外增长权利。这意味着，增加投入的企业会获得额外的增长权利，减少投入但并未降低增值价格的企业将被迫购买额外的权利。这就会使资本从垄断性企业流入增长性企业（提高了垄断企业单位投入的附加值）。这也是该计划被视作向垄断企业征税的原因所在。
如果增长权利的价格为正，就会鼓励企业扩大招聘并降低价格。由于MAP计划是一种可以改变我们当前制度结构的虚拟竞争机制，所以该计划似乎比实际运行起来更具竞争性。
在这一计划成为现实之前，还有一些技术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担忧，使很多原则上支持这一计划的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并不支持它。不过，还没有人真正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维克里觉得，所有这些技术和实践问题都有答案（不是完美的答案，但有答案），并且应该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之所以从未有人做出过努力，是因为在政治上，如此重大的制度调整是不可能的。
增长权利的价格越高，行政管理和资源错配的成本就越高。但是增长权利的价格越高，可实现的失业率就越低。因此，这一计划的施行会给政府带来新的权衡，即系统性的总效率收益与该计划行政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
该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可以让货币政策的运用更加精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长权利的价格可以直接衡量出经济的通胀压力。我们不必再盲目地实施货币政策，相反，我们可以依据增长权利的价格设定一项货币规则。
维克里是一个比我更具远见的人，也更愿意相信是时候施行MAP计划了。我不知道MAP计划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也不知道关于控制通胀的政治因素是否有足够的改变，从而让这一计划有机会得到实施。但我想说的是，应该对这一计划进行更详细的挖掘，从中会得到巨大的潜在收益。这是一项真正的实用政策，维克里看出了它的可行性，而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
功能财政及维克里对赤字的看法
维克里与主流经济学家持有不同观点的第二个宏观政策问题是预算赤字问题。20世纪90年代，关于赤字是如何糟糕的说法非常多（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反驳这样的说法，但维克里进行了反驳。在通过赤字支出本可以减少失业的那些年里，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维克里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指出，关于赤字的大部分政治言论，说得好听点是“迷惑民众”，实际上往往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