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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方案的困难之处在于，已经发生的通胀极有可能引发进一步通胀的预期，从而通胀自身加速上升并移动到菲利普斯曲线之外。于是，与最优失业率水平相对应的通胀率将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崩溃。这样一来，即便传统的政策工具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行，即便能够诉诸“反通胀政策市场”（market anti-inflation policy），但作为一项长期政策，保持一个稳定的通胀率似乎是极为困难的。不过，至少在短期内，即使是未能正确预期的通胀，其损害也要远小于失业的损害。未能正确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将导致财富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任意分配，而这种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此外，当市场上的价格未能与通胀同步上升时，通胀也将导致买卖双方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不利于买方，或不利于卖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看，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公用事业价格的下降幅度未能与总体价格水平下降保持同步）。由此，经济中的总产出在各方之间的分配就可能出现非效率或不公平，不过，只要就业水平保持不变，待分配的产出总量就是不变的。有人失利，有人得利，但在总量意义上，得失大体是相等的。与通胀不同的是，失业将导致待分配的产出总量减少。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人都会受损，几乎无人受益。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未能预期到的通胀就好比盗用（embezzlement），而失业则类似于毁坏（vandalism）。
然而，流行的观念却大不相同。绝大多数人反复思量之后都以为，通货膨胀会使所有人遭受损失。这是因为，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如果通胀不发生的话，收入还是会增长，而物价却不会上升。政客和金融家一再把通货膨胀导致的负担称为“最严酷的税收”，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错觉。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即使那些亲身经历过失业痛苦的人，也总会认为通货膨胀对自己的危害要比失业更严重。在多数投票规则下，选票几乎不可能反映选民对各种备选方案的偏好强度，因此，实践中的政策取向往往优先考虑降低通胀，而非优先考虑减少失业。如果注意力都集中到次要问题上，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更重要的问题了。
在某种意义上，通货膨胀的作用机理的确像税收一样，但其效果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绝大多数契约以金属货币或无息票据的支付形式订立时，对持有这些支付工具的人来说，发生通货膨胀的确相当于缴纳了一笔税收，而货币当局也确实可以借此手段控制大量的资源。但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契约均以支票的支付形式订立，而支票对应的银行账户一般都是有利息的，并且利率水平已经将通胀率考虑在内了，因此持有这些支付工具的人缴纳的“通胀税”实在是微不足道。当然，对现金余额的持有者来说，当银行存款利率低于通胀率时，通货膨胀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损失，但受益者是各家银行，而非政府。即便如此，银行间的竞争也会促使它们以各种形式将这笔“通胀税”返还给储户，如改善服务或降低服务收费（尽管这样做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对持有货币的人来说，“通胀税”似乎具有累退性，因为低收入者在购买商品时更多地用现金支付。而对那些收入仅够糊口的人来说，他们平均持有的货币更是少得可怜。不论哪种情况，就持有货币的平均水平来说，每年10%左右的“通胀税”恐怕很难称之为“最严酷的税收”。
[1] “中空管道”（empty pipe line）意味着畅通无阻，比喻所有价格均能灵活变动的情形，因此“中空管道”操作的种种限制因素，比喻阻碍价格灵活调整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效率损失。——译者注
名义赤字的误导性
通货膨胀既已被视为首恶，政府赤字将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理念又广为流传，于是在政治角逐的各方力量中，许多人都或多或少患地上了赤字恐惧症。对旨在实现最优就业水平的充分就业政策，这种赤字恐惧会妨碍我们对其给予足够的支持力度（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对“自然”失业率的广泛接受）。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恐惧即便不是杞人忧天，也是夸大其词了。
只要联邦预算的编制过程仍然以现金流量法为基础，并且不尝试以任何系统性的方法区分经常账户支出与资本账户支出，那么这种情形下账面上的赤字就是极为模糊且极具误导性的。比方说，如果政府借钱自建一栋办公大楼，这就会表现为赤字的增加，而如果一家私人企业自建一栋办公大楼，随后将其出租给政府长期使用，那么政府就不会产生赤字，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没什么不同。
对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未加区分的后果是，人们对政府在交易活动中应当采取何种运作方式充满了偏见。政府部门如果采取长期租用而非购买下来的方式，如邮政局通过租用而非自有办公用房来开展业务的话，增加的现金流量赤字就要小得多。在这种偏见下的很多做法其实是非常无效率的，而如果不存在赤字恐惧症的话，政府能够选择的操作方案反而有效率得多。其实，政府将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自有建筑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然后双方签订长期租约和回购协议，不失为一种可以大幅削减甚至消除名义赤字的做法。大规模地公开推广这种做法，或将引发一波“违规操作”的浪潮，但却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良策。
对资本账户支出和经常账户支出（包括对以往的资本支出支付利息和折旧的经常账户）若不加区分的话，那么政府预算就会没有意义。如果能像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那样编制资产负债表，那么政府预算赤字的面貌将焕然一新，且对经济的影响也将完全不同。
其实，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和保罗·皮伯（Paul Pieper）（1984）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46年年底，也就是我们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净值（即赤字）为-560亿美元，到1949年年底进一步降至-920亿美元；随后从1956~1962年，逐渐恢复预算平衡，而到了1980年，政府预算已十分正常，盈余达2794亿美元。当然，这种计算方法中的某些细节可能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与通常给出的名义预算数据相比，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来看，政府预算的面貌将大不相同。将政府负债的真实利率计入，同时剔除政府的净资本形成，经此调整，即便是1980年以来延续数年的巨额名义赤字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正常的联邦预算，并不是以未来作抵押来偿还当前的超支，因此未来的国民所获得的资产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他们的负债。
赤字恐惧症
若能正确看待的话，就没必要对预算赤字感到大惊小怪。然而不幸的是，赤字恐惧症就像瘟疫一般广泛传播，政府官员、两党议员以及整个金融界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感染，由此引发的应对措施反倒能将“大规模赤字终将带来大灾难”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1]在美联储主席看来，政府若是未能运用足够的手段来“平衡预算”，就意味着需要他出面采取行动来应对他预期到的通胀压力。进一步，在他真正采取行动之前，金融市场上已经预期到他要行动，于是开始提高利率来应对。而利率的上升反过来将使投资减少，从而预算赤字原本能够对经济产生的任何刺激都将被抵消，失业率原本能够降低的局面也将不复出现。如果经济中的货币量果真下降了，货币主义者就会站出来说，既然货币量的减少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减少相一致，所以这恰恰证明了货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在正统凯恩斯理论模型中，只要经济中仍有未能充分利用的资源，当政府以预算赤字的形式向私人部门“借款”时，若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完全可以避免私人部门的投资被“挤出”。然而，在当前到处弥漫着赤字恐惧症的环境中，只要政府预算赤字规模有所上升，就会被金融部门视为通胀率上升、长期名义利率上升以及人们在短期对长期利率上升的预期等一系列变动的前兆。面对这样的市场心理，美联储或许真的会认为，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降低短期利率的任何努力，都只能使最终的局面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