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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利率政策的分配效应
在制定合适的增长政策的过程中，另一个因素也会对决策产生影响，那就是高消费政策下的高利率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整体上增加利润率以及在进行要素收入分配时增加利润份额、降低劳动份额，都会引起这种不均衡。事实上，进行要素份额分配时劳动收入比例下降所带来的再分配效应，是当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比起税收和支出体系中累进税率的变动，这确实有可能是恶化收入分配（尤其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理想化经济中的赤字财政
如果在一个理想化的经济环境中考虑一下预算赤字变动带来的影响，那么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假设税收收入全部来自一种税，这种税具有固定税制，完全没有扭曲效应和额外税负。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例如，通过采用某种形式的商品储备货币），充分就业是通过设定一个利率来实现的，这一利率可平衡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下的投资和储蓄。两种可满足这些要求的税种是人头税和土地价值税。
尤其是土地价值税，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把公债当作对其财产的集体按揭。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幻觉”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债务的增加就意味着是对公债持有者财产的增加。这恰好会被有效抵押额中增加的部分所抵消。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增加或减少总需求、转移消费和投资资源的手段，就会失去作用。
同样，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价值的演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人们可以这样想：通过早期税收和低债务实现融资与通过高债务及更多的后期税收实现融资，没什么太大的不同。除非，集体抵押数量确实变得非常庞大，以致会导致财产所有者无法拥有股权，也没有激励措施来让他们继续好好照管自己的财产。
另外，如果不同财产的价值演变遵循不同的模式，那情况就会有些不同。例如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核心财产当前已经能够产生很高的租金，并且资产价值在相对缓慢地增长，而边缘性财产当前的产出相对较低，它们的价值被寄托在未来的租金上。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债务融资会导致税负从核心财产拥有者身上重新分配到边缘性财产拥有者身上。在宣布融资时，这就会变成资本的收益与损失，因为未来税收的模式是由多种财产的市场价值来确定的。如何评判这种再分配取决于该种情况下可得到的股权，包括支出融资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
如果相关税收是一种高累进所得税，这种再分配的作用可能会更加重要。如果当前税率通过增加对债务的依赖而降低，并且这导致了日后对更高税率的需求，那么不将后期的边际税率提高到一个无法容忍的水平，就不太可能将较高等级纳税人的税负终生维持在相同水平上。即使有这种可能，同各个时期都维持一个稳定的利率水平并产生相同的收入现值贴现相比，如果某一时期的利率相对较低，而另一时期（很可能是后期）的边际税率很高，因税收的扭曲性影响而产生的额外税负很可能会大大增加。
当财产税中包含建筑物和其他地面改造物的价值时，扭曲性影响尤为严重。如果这种税收在某一管辖范围内是占支配地位的税收，每位建造楼宇的投资者实际上都承担了未偿债务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这笔债务相对于税收基数来说足够大，需承担一部分债务很可能会严重影响直至完全抑制该管辖区内新建筑的建造。类似这样的事情几年前似乎在波士顿市和纽瓦克市发生过。只有通过以冻结评估价值的形式发放大量补贴或其他形式的税务减免，才有可能让这些城市的发展重回正轨。
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
在进行负债融资水平决策时，需考虑的因素中有许多是相冲突的。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差别，并且不同的观察者可能会对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以下观点仅仅是作者个人的判断，可能会和其他人的观点不同。
1.充分就业。因失业问题而导致的产出减少和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2.增长。这一因素很可能是所有因素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这既包括希望最大限度实现人类文明和人性的整体发展，也包括当代人的福利应优先于后代人的福利。鉴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后代人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3.效率。这方面既包括，当依靠财产税收入支撑的高债务水平抑制了新的投资时，应避免更极端的影响，又包括通过避免边际所得税税率随时间变化而发生过多变化来减少超额税负的现值。
4.累进税率。随着时间的变化，应在多大程度上对总体累进税率体系进行维护才能达到理想效果，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居中。
5.平等。这一因素或许比累进税率更受争议，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应用的客观标准。
在实际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对所有这些因素进行不同程度的考虑。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实现预算平衡的要求都无法真正实现，除非是有人想让政府无法正常运转。
第2章 我们需要一个直接的反通胀计划
威廉S.维克里
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
就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形来看，在中期乃至长期，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固有的替代关系。这一关系常常被表述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经济完全可能位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上方或下方，并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周期性波动。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具有不断向外移动的趋势，且移动的速度与近期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以下简称通胀率）相关，尤其是通胀率未能充分体现突发的外部冲击如战争或石油危机时。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胀率为零时对应的是自然失业率状态。而“自然失业率”这一术语却极具误导性，“自然”似乎意味着这一水平的失业率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自然”失业率在6%~7%。然而，对于关注经济效率和生活质量的人来说，这样的失业率水平作为长期目标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首先，失业将直接导致产出的减少，而产出减少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次，遭遇失业的个人和群体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道德危机、违法犯罪、家庭破坏以及普遍的焦灼心态。
如果失业能够在人群中均匀分布，失业形式表现为工作时间缩短、休假延长、提前退休等，那么这样的失业率水平或许是能够接受的。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通胀问题。这是因为，若失业表现为上述形式，就无法对工资和物价形成足够的下行压力，而这种压力对于遏制潜在的通胀来说是必需的。这种形式的失业，最多只能抑制高就业水平时的高收入，而且这种抑制也是无效率的。
实际上，如果菲利普斯曲线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该曲线上选择一个最优的失业率水平，同时接受其对应的通胀率就是可取的方案。而最优失业率的确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合理权衡：①资源闲置带来的产出减少；②各种因素导致的效率损失，如价格无法灵活变动、应对意外变化时的产能储备以及“中空管道”操作涉及的各种限制因素。[1]
与此失业率相对应的通胀率若能得到精准的预期，那么通过利率水平和其他长期合约的恰当调整，这样的通胀环境就是可以适应的。这样的话，通货膨胀的主要弊端就仅限于一些小麻烦。例如，要保持价格的实时更新，人们从心理上要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会不断贬值等。通货膨胀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通胀率的高低，而在于通胀的不可预知。其实我曾一度认为，一个温和的通胀率，将实际货币存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反而更容易把通胀率控制在小幅波动的范围内，这样的经济环境要比尽力争取零通胀率更好。通胀率为零时，相对应的实际货币存量较大，于是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一高货币存量时的真实通胀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如-1%~1%）；相比之下，将一低实际货币存量时的通胀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如4%~6%）则要容易得多。当然，我们必须承认，“0”这一数字具有特殊的地位，将目标设为“0”要比设为“5”更容易让人接受；与两种情形下的操作难度相比，前者在心理学上的焦点意义或许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