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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长时期的和平岁月，基于历史形成的价格控制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价格控制需要不断地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整，而调整往往既不及时也不精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价格控制带来的弊端，只能频频引入新的产品，而所谓的新产品大多不过是些表面上的新奇之物。任何试图克服这重重障碍的举措，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各种官僚主义行为，官僚主义总是无处不在、所费高昂且僵化迟缓。而最具政治意义的是，整个价格控制计划很有可能遭到劳动代表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工资和物价的控制，最终很有可能演变为对工资而非物价的有效控制。事实已经证明，试图通过各种指示、劝谕、训导等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除了在短期可能会有些效果之外，总的来说收效甚微。对于持续存在的通胀压力来说，控制具体的工资和物价的做法并非长久的解决之道。
税收激励计划
已有很多人提议以税收抵扣或附加税的形式来施加反通胀压力，但这些做法仍然会遇到困难，即为了确定抵扣或附加额度，应如何估算和衡量价格变动。再有，很多情况下，这些做法在操作中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通常一样，只能根据客观存在的纳税责任来实施。例如，基于公司所得税的税收激励计划（Tax Incentive Plans，TIP）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任一给定年份，很多公司都是没有净收入的，从而也就没有纳税责任。当然，这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比方说采取“返还”税收抵扣的方法。
此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困难之处就是，在现有的税法中增加新的条款后，很难预料新的税收激励计划（TIP）与原有的条款将产生怎样千变万化的组合，而原有的税法已经包含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款。须知，10项特殊条款两两组合的话，就会产生210＝1024种可能的组合。当然，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新的税收条款组合，我们可以求助于税务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以收奇效，但最后的结果并非总是和税收激励计划（TIP）的初衷相一致。例如，当以贵重财产作慈善赠与时，如果要求其按照现值抵扣而非按照成本抵扣，那么税务工作者给出的策略就是只赠与财产带来的收益部分，而非将财产全部赠与。这样一来，与将财产出售获得的收益相比，纳税人往往更加实惠。所以说，在税法中加入新的条款之后，要想准确地预料其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税收激励计划（TIP）作为一种税收工具，必须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走完全独立的立法程序：这一冗长的过程首先由众议院发起，之后经过筹款委员会、众议院、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协商委员会，再到众议院、参议院，最后提交白宫。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感到有必要对税收激励计划（TIP）的税率进行修改，那么从开始酝酿到条款最终修改完毕，期间很可能要经过漫长的时滞，即使是在新政（the New Deal）早期立法程序加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尽管从原则上讲，国会完全可以授权给行政分支机构对税收激励计划（TIP）的税率进行调整，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即使最高法院宣布这种授权并不违宪，国会（尤其是众议院）仍然极为热衷于在这些事务上充分行使宪法赋予它的特权，就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十分享受对再贴现率进行调整的权力一样。总之，就目前的进展状况来看，设计出兼具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的税收激励计划（TIP）的希望十分渺茫。
涨价权利市场的概念
要想确保一般价格水平具有明确的变动趋势，同时又无须事先对激励水平做出猜测，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激励水平交由市场决定。事实上，涨价的权利（以及降价的义务）可能确实需要由市场来决定，在该市场上，权利的价格将收敛于某一均衡水平，此时各种价格的上涨与下降在总量上恰好相等，而这正是达到合意的总体价格水平所必需的。正是权利市场达到的均衡价格给出了恰当的激励水平，从而导向合意的结果。
不过，正像许多税收激励计划（TIP）一样，直接以各种价格来刻画的市场反通胀计划（market anti-Inflation plan，MAP）也会面临类似的困难，即在商品质量、内部构成比例以及各种销售辅助条款发生变化时，应如何界定涨价或降价的幅度。如果一项市场反通胀计划充斥着这类条款，那么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将是巨大的，只有涨价的需求极为迫切时才有可能逾越这些障碍。
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困难在于，如果该计划仅以终端商品销售价格为依据，那么，与那些生产和流通环节较少或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相比，生产环节较多、要经很多道手才到消费者手里的商品受到的限制就更加严格，所以就会产生层层加价的问题。当然，如果仅在最初阶段，即处理之前通胀预期的短时期内才需要这种限制力量存在，那么上述困难就是暂时的。但无论如何，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就要尽可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通过加价条款来实施市场反通胀计划
作为超额总加价税的市场反通胀计划
以各种总加价（gross mark-ups）之间的关系为条款，制订市场反通胀计划（MAP），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上面提到的困难。所谓总加价是指总销售额减去投入成本（而非最初投入要素的成本）。任何经济主体都有权利在之前加价的基础上进行加价，并且之前的加价也随着资本、劳动及其他主要投入要素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上述思路可以理解为某种超额增值税，即权利可转让的超额增值税，这有些类似于战时的超额利润税，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的计量基础更接近于增值额，而后者的基础是净利润；其二，前者涉及的是增值额的“权利”，后者涉及的则是“正常利润”；其三，增值的“权利”可以通过经济主体间直接的买卖行为而调整，而在超额利润税的情况下，正常利润权益的转移即便可能，也只能通过企业并购或剥离的途径来实现。此外，正常利润权益的调整主要涉及自基期以来投资的增加或减少，而在超额总加价税的思路中，权益的调整除了涉及资本投入的变动之外，也涉及劳动力和其他主要投入要素的变动。将超额总加价税和现行制度结合起来的另一种思路，是将其视为流行于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增值税的修订版。[1]现有行政体制中需要额外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如何确定总加价的权益，这也是确保整个计划切实可行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使用总加价这一术语，而不是增值（value added）或净销售额（net sales），主要是为了强调整个计划的价格控制效果。相比之下，增值有时甚至被定义为各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之和，因此指向收入控制的意味更强一些。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为了使该计划更容易被接受，委婉的提法在政治上或许很重要。
如果总加价权益的购买和出售能够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那么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一计划首要的激励作用，将通过权益的市场价格而非税收本身来发挥，此外，这种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十分有限。税收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后备激励，即促使企业为其自身的经营提供足够的权益；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不过是对未能达到要求的企业的一种惩罚。随着权益市场价格的变动，降价激励的强度也随之自动地变化，无须国会通过立法来调整。以某种方法分级制定的精确的税率或税目表，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在长期都是可以调整的；同时，即使经济环境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整个计划也无须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而做出重大改变。
其实，上述市场反通胀计划的某些部分还可以强化，如可以增加这样的条款：在会计期间结束时，若某企业的权益不足且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那么就要求它购买其他主体，比方说联邦储备体系发行的权益。这就像银行储备不足时，可以通过再贴现窗口向联储购买储备一样。不过，国会是否愿意将这一“补充”（make-up）权益的定价权授权给联储，目前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