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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第14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对那些在会计期间结束时权益不足的企业，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即允许其按照某一恰当的贴现率借入未来的权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增加某些限制条件，以防企业无限地借新偿旧，从而破坏整个计划。这样的话，甚至可以完全省略掉反通胀计划中的税收因素。
    不过，无论引入什么方法以使整个计划更加顺畅和灵活，权益的市场价格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税收即使存在的话，也仅仅是第二位的辅助性因素。

    资本变动权益的调整
    现有企业的总加价权益，是在其过去某一时期总加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本投入的变化、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以及其他主要生产要素的变化之后得以确定的。最好将真正开始实施反通胀计划的上一期选作基期，这样的话，对实施该计划的预期就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涨价行为，否则卖方就会尽力提高当期的加价，从而抬高未来权益计算的基础。
    投资变动的调整是一目了然的。实际上，之前为征收超额所得税所建立的一套方法就可以用在这里，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须做些特殊处理。主要的问题在于，应如何处理存货、折旧，以及如何区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投入品采购。只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而不是充满了诸如加速折旧之类的特别条款，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计算出资本变动的权益：用企业净所得减去已分配利润，再加上对外贷款和出售股权的净收益，最后根据这些投资变动的百分比调整权益即可。为了确定权益的大小，在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对企业净所得进行这样的调整是可取的。

    劳动力变动权益的调整
    对于一项市场反通胀计划（MAP）来说，如何对劳动力变动的权益进行调整是更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以薪酬总额或劳动力成本为基础对权益进行调整，就会极大地破坏该计划，因为这样一来就无法阻止劳动力报偿与物价水平的无限上涨。但如果走向另一极端，对企业额外雇用的每一单位劳动力报偿，只允许其存在小幅的上涨空间，那么就会对企业雇用高级熟练工人构成相当严重的歧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种反向歧视需要多加关注，这是因为，毕竟当前的失业越来越集中于非熟练工人，措置不当的话就可能导致过犹不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某种中间路线，即首先对每一单位额外劳动力给出小幅上涨空间，然后对超出定额的部分，再留出一定量的薪酬总额，这种折中的办法可能会令人满意。不幸的是，折中究竟应在何处切入，似乎并无明确的原则可循，因而这一议题或将引起争论，甚至整个计划的通过都将因此受阻。
    这样的计划将有利于企业雇用短工或兼职员工，不过，当前兼职工作机会相对稀缺，因此这一利好的效果或许十分有限。企业可能将雇用短工伪装成未能严格执行弹性工作时间，因此若要消除这种行为，势必引起政府管理上的极大困难。不过，如果企业支付的薪酬未能达到全职工作的最低工资标准，宜将权益调整的上限设置为实际工资水平。
    应当注意的是，不要将权益的调整搞得过于复杂，因为随着反通胀计划的开展，通胀预期将被消除，通胀压力得到缓解，进而权益的市场价格可能会迅速下降。当然，这些能进展到何种地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努力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速度。

    总加价的计算
    总加价的计算，尽管要比企业净所得的计算容易得多，不过也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原则上，资本资产的购买和出售，应当与经常账户中的购买和出售区分开来，并且应被视作投资调整而非加价。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困难的，并且具有随意性。存货的增加必须剔除出去，而存货的减少必须包括进来，计入商品出售产生的非主要生产要素成本。为此，存货不仅必须包括库存的制成品，同时也应包括在制品（work in process）。折旧也应做类似的处理，当然折旧和存货不尽相同，与存货变动的估值相比，确定一个恰当的折旧值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相对而言，如果是为了征收企业所得税，那么对上述各项的估值出现差错问题不大，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其后果只不过是将企业所得从一个会计期间移至另一个，但如果是为了实施市场反通胀计划（MAP），那么至少在计划的初始阶段，估值出错则利害关系重大，因为随着通胀预期的消退，权益的市场价格或将迅速下降。在此，我们并不对各种具体情形下应如何划分归类展开详细论述，但这一问题我们终须面对。

    覆盖范围
    就市场反通胀计划（MAP）的覆盖范围而言，完全可以将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排除在外，同时其作为反通胀武器的有效性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与此相应，把相当规模的小企业排除在外，政府管理部门的负担也将大大减轻。要做到这一点，无须引入不连续性，只须为每家企业的不可交易权益设置一个最低固定额，比方说，对公司制企业授予100000美元的上限，对非公司制企业授予200000美元的上限。[2]之所以对公司制企业授予较小的额度，是因为其更可能拥有比较完善的会计制度。这种做法对以标准方式计算的权益来说是一种替代，而非补充。在确定哪些应排除在外时要格外谨慎，避免滥用决策机会。
    某些特定类型的企业，应在多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反通胀计划之外，也并非十分明确。受管制的公用事业部门或许应当排除在外，因为其收益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所以对反通胀计划提供的激励，它们几乎无法做出反应。类似的还有非营利机构、合作社以及互助公司，将这些经济主体排除在外似乎也是合理的。在这类组织当中，商品和服务销售只占其全部业务活动很小比重的那些尤其应排除在外，尽管这样一来某些股份公司可能会抗议这种不公平竞争。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和保险公司或许也应予以豁免，因为它们提供的服务都是以货币形式来定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其业务关注的主要内容正是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价格的利率，一般认为是专属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业务领域。而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其业务既有可豁免的部分，也有不可豁免的部分，因而处理起来总会遇到些麻烦。对这些问题可以展开辩论，这样有利于得出更为全面的方案。

    国际交易
    普通企业与国外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如果是建立在公平交易即独立企业间交易的基础上，那么实施市场反通胀计划就没什么特别困难之处。然而，如果是跨国公司与其国外的相关公司进行贸易往来，那么就不再是公平交易，于是就会产生麻烦。这里的问题类似于征收所得税时遇到的情况，征收所得税时，为了确定企业所得究竟在何处增加，需要对相关企业内部及相关企业之间的跨国交易设定恰当的“转移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为征收所得税而设定的转移价格，仍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必须认识到，仅有这些转移价格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若要其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许多特殊的解决方法。例如，有时需要利用可比货物的公平交易价格；再如，会计人员往往依据极其随意的规则处理联合成本的分摊，这时就须对其“全部成本分摊”进行加价；又如，有时需要利用打折后的终端销售价格；若某企业的子公司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话，就需要对跨越多国的完整交易链条进行跟踪等。很多时候，这方面的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
    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为征收企业所得税，各国之间如何计算和分配所得。这一问题同样错综复杂，不过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办法简单而直接，即按照某种公式来操作，这一公式可能不够严谨，所谓的马萨诸塞公式便是典型代表之一，如下所示：
    Bij＝[（Sij/Si）＋（Kij/Ki）＋（Wij/Wi）][Bi/3]
    式中，i代表企业，j代表所在地区，B表示税基，S表示销售额，K表示财产额，W表示薪资总额。然而，这一公式具有严重的缺陷，因为在确定公司的企业所得时，它未能对三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给出恰当的权重。比方说，一家咨询公司位于纽约市，但却将其房产和办公设备出租出去，这样一来它几乎就没什么资产，它要是想把近1/3的企业所得转移到佛蒙特州的话，只需为每位员工购买一顶小型夏令营帐篷作为度假场所即可。依据上述公式，这家公司立刻就能将企业所得的1/3放在佛蒙特州，而将剩下的2/3留在纽约市。因此，为征收企业所得税，下面的公式或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