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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实际后果
减少“赤字”可能会减少政府债务，但是同样会减少资产的供给，而人们希望持有这些资产来满足安全需求。减少赤字并不能提高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相反，赤字的减少导致未来的工人缺乏经验，削弱了基础设施，并且因对产品需求的下降而减少了对工厂的投资，其最终结果是减少了这些遗产，更不用说失业还会给身心健康、青少年犯罪和家庭破裂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按照商业式的计算方法，所谓的“赤字”也不是这样计算的。经常账户项目和资本账户项目之间没有区别。假如通用汽车公司（G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以及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被迫按照联邦预算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并达到“预算平衡”，那么我们现在拥有的汽车、电话和房屋就会少得多。
个人储蓄（缺乏强烈的需求）适得其反
鼓励个人储蓄得更多，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个人储蓄并不意味着将凭空产生的资金投入储蓄账户或资本市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储蓄其实就是不支出，买方不支出，也就减少了卖方的收入，进而减少了卖方的储蓄。这些资金只是从卖方的银行账户转到储户的银行账户中，因此，银行的总金额并没有增加，也就不会更有利于投资，相反，市场需求的下降实际上不鼓励投资。储蓄既不是投资的前提条件，也不是导致投资的原因。相反，不支出降低了市场需求，进而降低了投资的激励。
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储蓄
另外，如果一个商人能够表明某项投资具有良好的前景，那么他几乎总能获得贷款并从事投资。这一投资将继续增加某个人的财富，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储蓄。只要增加的收入中有一部分用于储蓄，供给就不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但投资确实能够创造自身的储蓄，并且能创造得更多。
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
到头来，面对无法接受的高通货膨胀率的威胁，十有八九我们还是不得不寻找某种治理方法，并且这种方法还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维持一个庞大的“失业后备军”。不过就目前来看，高通胀的威胁似乎还很遥远，我们可以首先实现充分就业，然后在高通胀到来的关头再治理通胀。在保持自由市场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并不缺少治理通胀的方法。
我们拥有资源却克制着不去使用
政府当局正在用独木舟船桨努力将泰坦尼克号带入港口，而国会还在争论究竟该用单边长桨还是双边短桨。为了避免撞上冰山，佩罗等人（Perots）和预算平衡论者似乎正急着催促舵手开到右满舵（hard-a-starboard）。[1]在各种争议当中，有些就好像是在争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哪只脚更好。我们拥有许多资源，包括闲置的人力和闲置的工厂，然而，鼓吹节俭的布道者却反复告诫我们，要勒紧腰带过日子，要忍着不去使用身边的闲置资源；大部分节俭布道者本人几乎从来不会陷入大灾大难的危险境地。
[1] 据文意及本文写作时间判断，此处佩罗是指1992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候选人亨利• 佩罗（Henry Ross Perot）。——译者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写道：“国家债务只要不过度，对我们来说将是一笔国家财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常常慷慨激昂地声称：“你不可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今天的十字架不是由黄金制成的，而是由令人困惑且丢掉了人类价值的财政正义之网编织而成。
后记
本书收录的都是一些简短的文章，内容主要集中在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方面。这些论文最初是写给不同的听众圈子的，因此某些修辞和比喻往往会反复出现。所以，读者在书中将不止一次看到经济学家假设开罐器的典故，以及出售五角大楼的预算效果的比喻。威廉·维克里运用比喻的范围并不是很大，但是他的教导方法却不惮于重复——凡是记得他从房间后面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宣称1926年的失业率是1.8%的人，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然而，当这些论文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维克里的行文清晰而紧凑，他是这方面的艺术大师。他所处理的材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难度，当然，对于那些成长于前凯恩斯主义复兴（pre-Keynesian revival）后期阶段的当前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材料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如果有读者认为文章中有模糊的概念和无用的表述，那么我对此毫不认同。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再读一遍。
在这些文章中有两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和充分就业（或“满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维克里无视主流观点的勇气和铁面无情的逻辑，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坚持大规模公共赤字和扩大公共债务规模之必要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杰出的榜样，一位开诚布公的政策经济学家，他宁可失去听众也不愿改变其立场。我们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呢？
维克里可谓因正心诚意而思想澄澈，进而未卜先知。在他1993年所著的《财政原教旨主义的十五个重大谬误》这篇文章中，维克里写道：“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将导致不可持续的价值泡沫，这是十分危险的，极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崩溃，就像1929年那样，经济在多年预算盈余之后突然暴跌。”遗憾的是，维克里未能活到21世纪，所以他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对于2000年的泡沫破裂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人们原本就不该感到惊讶。
顺便说一句，在这一问题上，维克里或许低估了当局转移债务的能力。政府通过各种担保和保险计划，把创造必要的赤字这一任务转移给了私人部门，由此，公共部门貌似实现了充分就业水平下的预算盈余，并且通过房屋净值持续抵押套现的方式，延缓了消费支出的下降。在其他场合，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凯恩斯主义权责下放（Keynesian Devolution），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维克里见到这一现象，必定会将其纳入到他的政策框架当中。
第二个主题是通货膨胀。这个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要比现在紧迫得多。维克里坚决反对牺牲就业和产出来稳定价格水平。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立场与新古典主义极为接近：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变化会带来一些麻烦，而完全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未预期到的通胀率下降，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同样，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债权人也是不公平的。维克里写道，在任何情况下，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仅相当于“得到立法授权的盗用”，而失业则像“纵火”，必须予以消灭。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普遍痴迷于货币政策的尖锐评论。在许多场合，维克里都把货币焦土政策的理论基础，即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视为人类创造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
维克里认为，如果要解决通货膨胀这一“盗用”问题，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失业这一“纵火”问题，经济学家就应当努力设计新的政策工具。出于实践可操作性的考虑，维克里并未主张可交易的涨价权利方案，他提出的替代方法是：可交易的总加价权利或增值权利方案。如果能够对增值部分课税（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增值税），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增值部分加以控制呢？如果实施这一方案，那么对于那些具有非凡垄断优势的企业来说，就面临着三选一的局面：要么降低价格，要么对其他企业进行补偿（购买其他企业多余的总加价权利），要么支付一笔惩罚税。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不再是一个政策难题，因此这一思想的锋芒暗淡了一些，但人们还是不禁会想：假如当初实施了这个方案，那么软件、药品以及其他垄断产品生产商对我们的掠夺，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