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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可以获得工资较高而又体面的工作，那么对工作很挑剔的人就很容易拒绝福利，而且会减少对遣散费和其他形式雇工的需求。一方面，实际充分就业不仅可以减少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且可以减少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军队部门的阻力，同时让工作安全问题不那么普遍。另一方面，实际充分就业还能让雇主在工作时间表和工作场所的安排方面想方设法创造竞争力（尤其是对那些有家庭义务和其他约束的人来说），或者雇主会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几乎不需要最低工资法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政府规章制度，并且政府在这些方面进行执法也相当容易。
以上种种荒谬的说法，似乎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那些接近经济权力的人们广泛接受，而根据这些谬误制定的政策不仅让人痛苦，且毫无必要，甚至与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一边要朝着“宣称的繁荣”前进，同时又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或防止通胀率上升。事实上，国会预算局对流行于华盛顿的情绪表示附和，似乎对失业率不断地无限接近于6%的前景感到满意。然而，在那些哪怕对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稍微有些关心的人看来，国会的这种态度似乎也是太过冷酷无情了。
只要我们继续被这些荒谬的说法所统治，我们就无法走出经济萧条。这些谬误所赖以成立的基础是错误的类比、片面的分析以及一个暗含的、根本上是反事实的假设，即某一水平的失业率是无法避免的。更糟糕的是，我们很可能和1926年的情况类似，根据当时的正统理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债务清偿得越快越好。相应地，通过税收将收入流中的购买力汲取出来用于偿还债务。退休债券的数量并没有被持有人当作收入来消费，使得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足以维持就业水平，于是在1926~1928年和1928~1929年，失业率急剧增加。相反，收入被用于资产价格的投机。在一段时期内，资本收益的增加和消费率的增长能够缓解经济增长的下滑。但是，较高股票的价格比率用于融资却无法让许多生产能力得到扩张，因为这些扩张已经超出了消费需求的能力。当人们意识到这个情况时，资产价格的进一步增长无法用对产品需求增长的降低来解释，此时资本收益停止积累，整个系统就会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崩溃。
尽管我们没有实际的隐形债务，和当前条件相比，减少赤字就是减少政府所能创造的可支配收入。在这个方面，国会预算局似乎不折不扣地减少了这种运转活动水平的影响。相反，国会预算局认为，如果这些运转活动通过平衡预算项目进一步减少的话，那么GDP的年增长率可能只有0.1%的轻微增长而不是下降（Economic and Budget Outlook，May 1996，1-3）。
很明显，我们假设赤字的减少会让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其结果就是投资增加。但是，当政府收入减少时，针对市场需求减少所引起的投资就会降低，联邦储备委员会似乎在扩张的时期无所作为。事实上，我们高估了利率变化对投资率的长期影响，原因在于我们观察到资本流动对利率变化的短期和中期反应。一旦储备的资本存量达到了相应的低利率水平，未来的投资将会下降到接近之前的水平。这就类似于水的流动，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堰顶来增加水流，一旦贮水池高度相应地降低，水会立即回到原来的高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措施也许能够延迟政府不充分运营储蓄创造收入的后果的到来，但是却无法避免这种后果。
以上分析表明，假如真的实行平衡预算方案，那么类似于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迟早会发生，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当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经济当中已有不少缓冲性力量，因此即便发生崩溃，或许也不会像大萧条那么严重；在经济衰退不断深化的局面下，把预算平衡当作“圣杯”（Holy Grail）来追求的热情可能也会消退，但即便一个半路夭折的预算平衡方案，其导致的后果仍然很严重。为了能够对抗这场灾难并开始走向真正的繁荣，我们必须放弃减少政府赤字的不合理的思想，并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经济而不是政府预算在资产的需求和供给方面需要平衡。同时，我们必须以适当的速度把意愿储蓄投入到产生收入的活动中，以至于在收入、销售、产量和就业减少时它们不会消失。这里确实存在着免费的午餐，而且是很丰盛的免费午餐。但是，这要求我们必须摆脱先贤们主张节俭的教条，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身并未像他们建议他人节俭的那样节俭。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如履薄冰。
第14章 我们需要更大的“赤字”
威廉S.维克里[1]
[1] 本文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93年8月，于作者去世后发表，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未完成的原始手稿。
所谓“赤字”
只要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继续痴迷于减少所谓的赤字这一毫无根据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走出经济萧条的泥淖。
“赤字”不是一项经济犯罪，而是经济所必需的。
赤字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购买力回流，即如有购买力未用于消费，或未用于私人的净资本创造使其重新回流到收入当中，就通过政府借款和支出使其重新回流形成购买力。如果购买力不通过这样的途径回流，结果就会演变为不购买、不销售、不生产以及失业。
实现充分就业的私人资本方法
自1926年以来，除了战争时期之外，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实现充分就业的方法。在20世纪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发展（如光纤技术），产业结构从重工业（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转移，以及服务业重要性的提升，结果便是，有利可图的私人资本与国民产量的比例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私有工业能够为私人资本提供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容量，将不会超过两年的国民总产出。
另外，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更高期望，松散的家庭关系，昂贵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他因素的存在，个人为了退休以及其他目的而获取资产的愿望在不断增强。当前，这些愿望的实现可能需要三年的甚至更多的国民总产出。为了弥补这个缺口，我们需要大约相当于一年国民总产出的政府债务。
政府债务填补私人部门无法填补的缺口
假如到了1998年，如果我们希望到那时能够实现令人满意的充分就业水平，即对于不挑剔工作类型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薪水足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假设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那么大约需要10万亿美元左右的国民总产出水平。在这一收入水平下，为了填补个人对资产的需求与私人部门提供资产的能力之间的缺口，政府证券的供给就必须上升到10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5年内，通过政府实现收入回流的规模平均每年大约为1万亿美元。
对填补缺口的债务进行偿还
一旦达到上述水平，为了维持均衡，政府证券的供给需要与国民总产出保持同步增长，以此来应对人们的资产需求与私人部门的资产供给之间的缺口。债务产生的利息费用，凡是无法通过债务增长本身来解决的，不仅可以通过由此省下的失业保险资金来支付，而且还可以通过国民产出增加带来的税收增加来支付（税率无须高于当前税率）。充分就业水平下的10万亿美元债务，要比经济萧条下的5万亿美元债务容易处理得多。
如果缺口没有填补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政府未能填补这个缺口，同时也未能发行足够的证券来满足个人对资产的需求，那么个人将通过减少支出来努力获得资产，由此引发的后果是：销售下降，暂时投资于过剩存货，订单减少，失业以及国民收入和产出下降。当然，资产价值的上升可以部分地抵消这些后果，资产价值上升带来的资本收益可以增加一定量的额外消费，但是资本收益本身的“储蓄”不会创造新的资本，也不会带来建筑行业的个人就业。从原则上讲，利率降低能够增加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深化”（deepening）投资，但在初始的刺激效果之后，利率降低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就变成了负效应。如果产品没有市场，那么即便利率降低，也几乎不会发生“广化”（widening）投资。资产价格的攀升可能会造成不可持续的价值泡沫，这是非常严重的风险，一旦泡沫破裂，将会产生类似于1929年那样的灾难性后果（1929年之前的几年都是预算盈余）。产出和国民收入迟早都会减少，直到收入的减少将资产需求降低到与资产供给相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