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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第1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年岁越大，走的路越长，见的人越多，我越喜欢读中国。
01
所谓“中国”，其实是一方水土造化的结果。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每一方水土均有其独特的气场，每一方人均有其独特的个性。读中国，就是拨开历史迷雾，去摹画一方水土背后的文明轮廓和脉络的过程。
从文明诞生之初，“中国”就开始不断衍化。无数英雄美人、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们丰满了她，又纷纷挥手离去，最后沉淀为天南海北的独特气质：陕西的沉郁耿介、山东的忠厚豪爽、浙江的灵秀隽逸、湖北的精明强干……每一个区域，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区域之“魂”，也化育了一批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独特群体。
以我自己为例，自幼便生活在群山深锁、云雾弥漫的贵州小县城中。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自囿于方寸之间；另外极少数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我少年时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站在山头，眺望关山万重，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即便我日后走出大山，贵州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勇气，依旧陪伴了我一生，并贯穿于我人生数次极为重要的选择。
当然，我只是千千万万贵州人中极为普通的一员，贵州也只是中国三十四个省(市、区)中极为普通的一个。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打上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人的复杂国民性，也都隐藏在这一方水土的造化之中。
02
读中国不仅有趣，且极其有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国、了解中国，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各大智库的必修课。
关于“中国”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因对比而存在的命题。从元明开始到清初，陆续传入中国的西方影响，或湮没不彰，或沦为雕虫小技，盖因在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中仅有华夷之辨，而缺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西方对中国的零星认知，也仅仅停留在想象中。
直到清末，坚船利炮叩关而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梦的中国方才猝然觉醒。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前途未知。彼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分贵贱贫富、妍媸贤愚，都被深刻地卷入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旋涡中。对于当时的西方列强来说，中国只是一块案板上的肥肉，攫取利益是他们最直接的诉求。
百年激荡，蹒跚其行。在21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强大，但误解依旧深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一次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当“中国崩溃论”宣告无效时，他们又将中国崛起解读为不可避免的零和博弈，认为中美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差异乃至食品安全、环境威胁等角度，一次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浪潮。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嚣尘上的“黄祸论”的借尸还魂。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既无新意，又缺乏对现实最基本的尊重。
在政界和学界之外，西方民间关于中国的误解似乎更加严重。我之前去美国时就发现，在那些得州红脖子牛仔和“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们的眼中，中国还停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人还是拖着辫子、抽着鸦片的长袍马褂形象。
不只是远隔大洋的观察者感到迷惑，亲身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也常常会陷入某种悖论：当他们来到中国沿海大城市时，会惊异于中国为什么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西部县城时，又会为这里的贫瘠和萧条而感到震惊。既心怀戒备，又相互依存，偏又知之甚少，以至于常常做出战略性误判，这正是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的苦恼。
如果列出影响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史的主要“动因”，并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但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面对并融纳了多种“动因”的影响，但又坚守自我，不移根本，形成一个强大的“精神共同体”。
构成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首先自然是五千年传承，形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
其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近两百年来，被西方文明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渗透，形成了科学思维、法制诉求和自由意识。
第三则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努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积淀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势能，继续影响着今天中国前行的步伐。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前三个动因的基础上的负重砥砺。进一步融汇国际信息技术、商业文明、全球化生态的新思潮，成为中国发展的第四个动因。
如此复杂的精神共同体，无论站在其内部任何一个政、商、文、史的单一视角上，都难以清晰解读，遑论立足其外，以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品头论足。因此，在中国愈发重要的当下，世界急需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
03
对于生活在南北纵横数千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同样也需要读中国。
中国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
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谁可以代表中国？是北上广深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金领，还是大西北市区相隔上百公里的山区小村落里某个离群索居的人家？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
面对如此庞大的叙述主体，叙述者们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把局部当作整体，把个人境遇当成时代主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谬论和偏见。因此，想要解读中国，需要相当宏阔的格局、见识，以及高度的同理心。
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两千余年以来，不断分合又绵延不断的中国，保持着某种惊人的稳定性。不管是分裂时期觊觎中原王朝的外族，还是乱世中谋求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在帝国建立以后顶多是搭积木式地组合拼装，对构架本身却无法撼动。
这种构架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还可以是一个文化话题。它的认同基础究竟是什么？血缘、文字、国界、族群，某种超乎其上的共识，还是长期存续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因此，解读中国的分寸与角度显得十分微妙。
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脉脉温情的农业文明逐渐消失。然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西方世界用近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大生产，却要我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一遍。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中华巨龙翻身之时，变化昼夜不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这四十多年的物质层面大爆发，也没有哪国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荡。
如此辽阔、复杂、急速变化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药方”可以搞定的；数千年间生生不息、不断丰富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某种观点所能简单统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