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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说，“在日本，当下平成年代的年轻人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三米内的事情”，“没有争取成功的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也不知进取，遇到困难立马退缩，一需要思考就马上放弃，人云亦云，只追随别人的脚步”。
当然，大前研一关于平成一代的种种评价未免过于主观，但昭和、平成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断裂却是肉眼可见，这种背离现象的背后，正是日本波折起伏的国运。
日本与中国港台地区殷鉴不远，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运即是人运，大国方有大民，没有大民支撑的大国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今日之中国，正面临一场大考——如何从大国走向大民，是从容应对的关键。
90后正面临着社会各界广泛的质疑，此前80后也被这么质疑过，回忆得久远些，当年我们也同样经历质疑。事实证明：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前进，每一代中国人都较好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今天的80后、90后们已经足以在各行各业独当一面。作为老一辈，我们一定不要敝帚自珍，而是要对年轻人少些苛责、多些宽容，传好历史的接力棒，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年轻人张扬的激情与梦想，这就够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幼承庭训的我来说，以知识立身、名世是毕生不变的追求。多年以来，我内心的抱负也从未变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处的“达”不是下海入仕，而是能够为社会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以无愧于时代之馈赠，亦无愧于平生。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人言“文若其人”。我既非专门治历史地理的学者，也非卖字为生的职业作家，更像一个行走于世界与中国之间、江湖与庙堂之间、台前与幕后之间的观察者。这本书不是端坐书斋中，或跪思于磐石上，或饮乐于竹林写成的，而是我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日积月累形成的思考总结。
因此，在本书中，我对“地域与人”的解读并非绝对客观，也很难说有多严谨。但在我看来，《大国大民》的优点、缺点都在于此。恰恰是这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独特经历，不仅让文字增加了一分生动鲜活的气韵，更多了一点对世道人心的关照。
今不揣冒昧，把《大国大民》这本书献给大家。我希望，关心中国的人，透过字里行间能看到一个关键时期的复杂中国。至于见仁见智，则请君自便。关于资料、史实、数据上的疏漏，受个人水平所限，虽经精心校对，恐怕仍是在所难免，我亦将怀抱诚惶诚恐的学习态度，以就教于方家。
是为序。
一碗老汤话陕西
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离不开周、秦；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则必称汉、唐。如果说周、秦、汉、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陕西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周礼、秦制、汉习、唐风
厚重和沉重，有时也会是一对同义词。毋庸置疑，陕西是中国底蕴最厚重的地方，陕西人则是一群负担沉重的人。
行走中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像老陕一样酷爱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到了顾影自怜、故步自封的地步。当热爱走向物我两忘，人也就成了“兵马俑”。
不管身份高低，无论天南海北，看起来和时代无缝接轨的现代陕西人们，很多在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岂曰无衣”的秦人。
有句在三秦大地传播很广的民谣：
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这句话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江南可谓人杰地灵，遍地琅琅读书声，多出读书人。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北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连年战乱的边关，民风好勇斗狠，多出将军也很正常。“秦中自古帝王州。”如果给中国古代帝王排一个座次，最伟大的帝王里，约有一半长眠于陕西这片黄土之下。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民谣讲给唐代以前的人听，估计没人能听懂。它在唐代应该是这样说的：
陕西的秀才，陕西的将，陕西的皇宫住皇上。
三秦之地——尤其关中平原——在纵跨周、秦、汉、唐的长达一千五百年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可谓英才辈出，论起千古帝王，有周文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除帝王外，也不乏经天纬地之臣、东征西讨之将、侠肝义胆之士。当时的陕西，曾如日中天地照耀着整个世界。
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离不开周、秦；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则必称汉、唐。如果说周、秦、汉、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陕西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关于周、秦、汉、唐的历史，我认为用这四个词可以高度概括：周礼、秦制、汉习、唐风。这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的最高贡献。
我所说的“周礼”不仅仅指《周礼》这本书，而是周朝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学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夏、商两代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直到周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
夏代是否存在，其实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上还存在争议。从目前来看，夏代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和夏代一样，商代也是未成熟体。因为史料缺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对商代的记载不够丰富；直至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国才有确切纪年。所以，国际上也曾怀疑过商代的存在。直到1899年以来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才证实了商代的存在。商代甲骨文的内容以祭祀占卜为主，有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但还相对原始。
到了周代，历史上才开始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相比夏、商而言，周具有极富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商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没有相对应的礼法、宗族制度。商王传位一般采取兄终弟及，偶尔是父死子继，因此经常出现严重的内乱，首都也时常迁徙，总之统治非常不稳定。周克商之后，通过天命观的确立，使“中国”这一概念终于正式形成，黄河流域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存续的文化核心。周通过《周礼》把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的范畴，严格地控制着各级诸侯。与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祭祀仪式，是周礼诞生的基础；分封、世袭、井田、等级观念等，都是周礼的延伸与拓展。
抛开学术之争不谈，西周也同样是个让人神迷的时代——从商代巫风弥漫、奇异诡谲的神怪世界，步入了坦荡质朴的人文天地。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治世，更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周人用青铜器和农耕文明构筑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范，一个东方的乌托邦，一场“郁郁乎文哉”的诗样年华。
被称为“圣人”的孔子，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他一辈子没有著书立说，只是一再说“吾从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于鲁，鲁是周公的封地。孔子一生都在做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叫周公之梦。周公之梦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梦，以至于日后各种解梦书都是打着周公的旗号。在孔子眼中，他自己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践行者，把周公的道理讲好、做好就够了。到最后，孔子也成了他一直加持的那个“周公”。周礼流传下来的礼教、礼仪、典范，亲亲尊尊、君君臣臣，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以前我们总是批判“克己复礼”，如今我越来越能感受到“礼”的强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周礼背后的规矩、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不仅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继周礼之后，陕西给中国的另一大重要贡献就是秦制。所谓的秦制，一是改分封世袭为以战功授爵，二是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幅增强了国家的执政能力、控制力。从封建分封制度到大一统郡县制，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