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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商到周，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那么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则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盛年，在接下来近两千年内占据世界文化高峰。关于秦始皇，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尽管秦始皇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制者之一，秦之大旗沾满了六国的腥风血雨，“焚书坑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秦朝所践行的严刑峻法也最终像一辆失控的战车把帝国迅速拖入深渊，但谁也无法否认，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这些制度变革，都是秦留下的伟大历史遗产。
我曾经专门到陕西咸阳造访过秦“直道”，这条北起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至云阳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纵跨陕西、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全长八百多公里的大通道，就像秦王的一把利剑插入草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通过“直道”，秦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出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现代人无法想象，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的两千多年前，秦人如何用三年不到的时间，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修筑起“直道”这样浩大的工程。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缜密的勘察，因势利导避过丘陵大沟、激流险滩，“直道”一如秦人默默无言，穿越千年时光。
尽管如今，秦制已经和“直道”一同于“万里西风瀚海沙”中、荒烟蔓草间渐行渐远，但是，它留下的统一基因、中央集权、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史学界常有“汉承秦制”的说法，秦、汉常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秦制伟大则伟大矣，但毕竟太仓促、太冷峻、太残酷，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朝实际上成了秦制的补锅匠，最终把制度改革的尝试正式确立为习惯，并绵延两千多年。威加海内，令天下始知有汉，这是汉朝的荣光。
秦亡之后，天下短暂回到封建分封制。贵为天子的刘邦也不得不妥协，最初除了大封同姓王（子孙当王），还封了很多异姓王。后来，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干掉了异姓王，但同姓王还在。
到文景时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近四十年下来，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在繁荣富强的时候，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这就是人性的特点——“饱暖思淫欲”。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内有同姓王作乱——史称“七王之乱”，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
汉初制度仍承袭秦法，后学黄老，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内树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外治边患，退匈奴于千里之外，勒石燕然，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得以确立。
提到汉朝的制度改良，离不开“独尊儒术”。但汉武帝的性格，其实和儒家并不怎么合拍，他更像是秦始皇再世，也喜欢巡游天下，修筑宫殿，并且性格强悍，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所谓“罢黜百家”所独尊的“儒术”，其实是披着儒家表皮的法家，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手，把孔孟和韩非嫁接在了一起。
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兼用霸、王之道，以温情脉脉的儒家为表，以法家的君王术为里，让原本冷峻的大一统制度变得刚柔相济。这种治国之道，不仅行于汉王朝，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要义并不是《论语》读一半，而是说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经过秦汉两朝的积累，长安开始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据史料载，靠近长安的七个县，平均人口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四百多人。这个数据相当惊人，差不多在长安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总人口超过百万的超级人口聚集区。
百万人口对于今世来说就是个三线小城市，但在当时整个地球上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人口规模如此之大的城市了。当时长安的土地价格，就是当下北京的房价。日后整个关中地区的生态急速恶化以至于逐渐被废弃，也和人口数量爆炸、土地承载能力失控有直接关系。
享国四百多年的汉朝，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更形成了汉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文化、饮食、服装、建筑、音乐等在兼容并蓄中逐步定型，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站在咸阳原上眺望汉家陵冢，遥想“汉并天下”的雄风。如今汉朝虽已远去，但“汉”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字、一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世界依旧名声响亮。
与汉并称的另一大帝国，就是唐。唐朝的夜市、诗歌、音乐、歌舞、绘画、胡风等，至今还在世界上传颂。盛唐，是中国人对大国辉煌最生动的想象。
唐风究竟是什么？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风流。这一切的起源和归宿，就是长安。
位于秦川之上的，俯瞰中原、君临天下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人口最高接近百万。前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最吸引人的就是再现了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天下长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名利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卫星发射台。盛唐最大的发射台、名利场就是长安。李白则是那个时代占领发射台的超级明星。
在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那个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谓空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时被称作“胡食”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曾在长安出现过鼎盛局面。
李白有两首诗还曾描写胡食的盛况——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美酒、美食、美女，少数民族开的酒馆、食肆成了春游的绝佳去处。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三美毕具，长安青绮门少数民族的酒店又成为送别贵宾的场所。
我一直很感兴趣，当年李白诗是怎么写的？他的名声又是怎么传播的？后来直到我参与“大唐西市”的策划项目才搞明白。当年的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专职贸易，想要买货物只能去这两处，这也是“买东西”一词的由来。
繁华东西市上的酒肆，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李白在东西市中的酒肆里喝酒，整天醉醺醺，一边胡姬斟酒，一边挥毫泼墨，诗文写罢，歌姬们口耳相传，几天时间就传遍了长安，李白也就成就了“酒中诗仙”的名声。
不止李白，在长安这个舞台上，一茬一茬的诗人陆续粉墨登场：骆宾王在《帝京篇》中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十六岁的王勃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魄的贾岛写下“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赶考士子崔护失落地写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士及第的孟郊则兴奋地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王翰边塞思乡，写下“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遥想当年，多少文人墨客，不辞风尘、跋山涉水来到长安，留下了无数歌咏长安的诗篇。天才的诗人，寥寥几笔就把盛唐气象定格下来。单从某一首诗来看，它只反映了长安的一处风光，但它们汇集在一起，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完整的盛唐画卷。这种气象在中国历史上再没出现过，所以我非常怀念。
不仅是我，许多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那就是“梦回大唐”。现在的中华大地已经找不到唐朝了，只有文字里依稀保留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盛景。就像找民国最好去中国台湾一样，找盛唐最好去日本。日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而且保留了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记忆——汉唐盛世。
日本曾是中国最虔诚的学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城中学习交流、吟诗作赋，甚至陪着李白一起喝花酒。这一批批留学生归国后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气象也带了回去，宗教、文学、艺术、建筑、民俗风情、政治典章无所不学。当年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到长安留学，据说在返程途中船沉溺死，李白长叹写下了《哭晁卿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