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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在研究北魏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大同,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一偿夙愿。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应当是北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后,延续冯太后的改革,文化上全面禁胡语,改汉姓;经济上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最后甚至提出迁都动议,并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迁到了洛阳。
应该说,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风云激荡、蔚为壮观的。在魏孝文帝看来,草原民族的统治方式难以适应疆域横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国,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间,既是血腥残酷的黑暗时代,也是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大融合的时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权走马灯轮换的时代。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广阔的中原帝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传承往往采用兄终弟及制,因为在草原部落联盟中,维系凝聚力的基础就是大汗个人的绝对强势。草原之上征伐频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继制,常常会出现少儿皇帝的情况,主少国疑,很快分崩离析,因此兄终弟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兄终弟及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兄弟间都是同一辈分,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假设,一代人也不过区区百年。本代最后一位汗王过世之后,留下的是无数虎视眈眈的皇子皇孙,除非有极强势的人物横空出世,否则一场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也是草原帝国的国祚通常不满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样一套政治体制随着胡马踏过阴山,问鼎中原,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魏孝文帝正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致力于打破民族间的藩篱,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魏孝文帝太轻易地放弃了胡汉二元的政治架构,导致了很多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迁都后不久,魏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国也在其身后三十年分崩离析;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也在不久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
于身、于家、于国、于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都难说成功。年轻有为的统治者,波澜壮阔的政治理想,最终带领帝国走上了一条灭亡之路。
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上来看,我们在观察到游牧民族汉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汉人的少数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看似是国难,实则是涅槃。游牧民族的刚健、血性和某些极富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为衰朽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
从世界史角度看,游牧民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他们的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间荒芜;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因此,游牧文明会周期性地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发动入侵。“上帝之鞭”与“万里长城”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个故事就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战争。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乱华”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这两件大事大致就发生同一个时间段,欧亚大陆的两端重新陷入了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但两者的结局却迥异。承载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帝国就此陨落,欧洲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统,并延续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允地说,自秦一统中国以来,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可能陷入彻底分裂的时期。当时,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间江河阻隔,胡汉相异,甚至一度在风俗、思想、文化方面也越走越远,更关键的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互相无法控制水源与粮食,这给分裂提供了条件。
中国得以统一的功臣,就是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批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他们或小心或大胆、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下,胡汉二元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期间盛世离乱相继,免不了阴谋诡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但正是在北魏孝文帝乃至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之上,中华文明完成了涅槃。日后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在无数血与火的经验中,融胡汉之所长,成就了气象万千的伟大帝国,让包容并汇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
晋南的临汾是尧舜舞台,晋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晋中的太原是李唐龙城,文明在这里从肇始到激荡,再到成熟包容,最终走向世界。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晋商兴衰
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再加上国家一统,山西逐渐沦为中游。在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中,山西曾获得过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两淮-中原一带是主战场,杀得血流成河,而朱棣的“靖难之役”使得华北到华东硝烟密布。彼时的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了离乱年间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明朝统一后,其他各地经济凋敝、人烟稀薄,躲过一劫的山西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口迁出地,累计外迁十八次,百万山西人从洪洞大槐树出发,走向全国,山西也成了很多姓氏的寻根问祖地。
鄙人这个“王”姓与山西同样渊源极深。我常常自我调侃说,王姓虽然是中国有数的大姓,人丁遍及四海,可惜在历史上文韬武略不彰。王姓的人才之寥落与人口之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有的一个皇帝王莽,还是个半吊子皇帝。
唯独一件令我们王家颇为自豪的,是唐代诗歌界的五大王姓才子:王勃、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从初唐到盛唐,从边塞诗人到田园诗人,个个文采风流。我在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五位本家兄弟居然都是山西人。不由让人感慨:天下王氏出太原,诚哉斯言!多年前我到晋祠参观时,拜访了传闻中的王氏祖祠,虽是第一次到,但香火缭绕间竟也心生戚戚之感。
多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使得山西在造福天下的同时,自身经济实力却受到严重削弱。多次的人口外迁,使得山西人口数量在明清两朝持续下跌长达六百年之久。有清一朝,山西的经济实力仅在东北、西南诸省之上,其间仅存的亮色就是晋商。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明朝弘治年间,设“九边”(九个军区)压制边疆,八十多万军队、三十多万匹战马的物资需求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促进了晋商的崛起。“九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山西从作战第一线拉到了第二线,让山西从战场变成了商场。
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这是晋商崛起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西口,即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杀虎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