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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在研究北魏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大同，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一偿夙愿。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应当是北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后，延续冯太后的改革，文化上全面禁胡语，改汉姓；经济上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最后甚至提出迁都动议，并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迁到了洛阳。
应该说，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风云激荡、蔚为壮观的。在魏孝文帝看来，草原民族的统治方式难以适应疆域横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国，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间，既是血腥残酷的黑暗时代，也是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大融合的时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权走马灯轮换的时代。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广阔的中原帝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传承往往采用兄终弟及制，因为在草原部落联盟中，维系凝聚力的基础就是大汗个人的绝对强势。草原之上征伐频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继制，常常会出现少儿皇帝的情况，主少国疑，很快分崩离析，因此兄终弟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兄终弟及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兄弟间都是同一辈分，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假设，一代人也不过区区百年。本代最后一位汗王过世之后，留下的是无数虎视眈眈的皇子皇孙，除非有极强势的人物横空出世，否则一场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也是草原帝国的国祚通常不满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样一套政治体制随着胡马踏过阴山，问鼎中原，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魏孝文帝正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致力于打破民族间的藩篱，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魏孝文帝太轻易地放弃了胡汉二元的政治架构，导致了很多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迁都后不久，魏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国也在其身后三十年分崩离析；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也在不久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
于身、于家、于国、于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都难说成功。年轻有为的统治者，波澜壮阔的政治理想，最终带领帝国走上了一条灭亡之路。
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上来看，我们在观察到游牧民族汉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汉人的少数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看似是国难，实则是涅槃。游牧民族的刚健、血性和某些极富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为衰朽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
从世界史角度看，游牧民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他们的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间荒芜；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因此，游牧文明会周期性地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发动入侵。“上帝之鞭”与“万里长城”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个故事就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战争。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乱华”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这两件大事大致就发生同一个时间段，欧亚大陆的两端重新陷入了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但两者的结局却迥异。承载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帝国就此陨落，欧洲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统，并延续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允地说，自秦一统中国以来，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可能陷入彻底分裂的时期。当时，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间江河阻隔，胡汉相异，甚至一度在风俗、思想、文化方面也越走越远，更关键的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互相无法控制水源与粮食，这给分裂提供了条件。
中国得以统一的功臣，就是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批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他们或小心或大胆、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下，胡汉二元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期间盛世离乱相继，免不了阴谋诡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但正是在北魏孝文帝乃至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之上，中华文明完成了涅槃。日后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在无数血与火的经验中，融胡汉之所长，成就了气象万千的伟大帝国，让包容并汇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
晋南的临汾是尧舜舞台，晋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晋中的太原是李唐龙城，文明在这里从肇始到激荡，再到成熟包容，最终走向世界。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
晋商兴衰
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再加上国家一统，山西逐渐沦为中游。在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中，山西曾获得过短暂的喘息机会，当时两淮-中原一带是主战场，杀得血流成河，而朱棣的“靖难之役”使得华北到华东硝烟密布。彼时的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了离乱年间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明朝统一后，其他各地经济凋敝、人烟稀薄，躲过一劫的山西成了全国最大的人口迁出地，累计外迁十八次，百万山西人从洪洞大槐树出发，走向全国，山西也成了很多姓氏的寻根问祖地。
鄙人这个“王”姓与山西同样渊源极深。我常常自我调侃说，王姓虽然是中国有数的大姓，人丁遍及四海，可惜在历史上文韬武略不彰。王姓的人才之寥落与人口之众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有的一个皇帝王莽，还是个半吊子皇帝。
唯独一件令我们王家颇为自豪的，是唐代诗歌界的五大王姓才子：王勃、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从初唐到盛唐，从边塞诗人到田园诗人，个个文采风流。我在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五位本家兄弟居然都是山西人。不由让人感慨：天下王氏出太原，诚哉斯言！多年前我到晋祠参观时，拜访了传闻中的王氏祖祠，虽是第一次到，但香火缭绕间竟也心生戚戚之感。
多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使得山西在造福天下的同时，自身经济实力却受到严重削弱。多次的人口外迁，使得山西人口数量在明清两朝持续下跌长达六百年之久。有清一朝，山西的经济实力仅在东北、西南诸省之上，其间仅存的亮色就是晋商。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明朝弘治年间，设“九边”（九个军区）压制边疆，八十多万军队、三十多万匹战马的物资需求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促进了晋商的崛起。“九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山西从作战第一线拉到了第二线，让山西从战场变成了商场。
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这是晋商崛起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西口，即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杀虎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