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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内陆全境；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欧亚大陆广袤的内陆地区。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国际商业劲旅。
然而，回顾一部晋商史，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晋商几百年间积累下的基业在短短十数年烟消云散，其兴衰都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但是，晋商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一米二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
晋商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
“根”在流通领域的晋商，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晋商主要做盐业、票号，兴于官商合作的“开中法”，盛于官商勾结的税收银，繁荣的背后是官僚经济巨大的泡沫，主流农民、手工业者并没有被惠及。因此，晋商的繁荣可以说是一种工商业的“伪繁荣”，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乃至金融市场的诞生，看似失之毫厘，实则谬以千里。
黑金的盛宴
伴随着工业文明席卷世界，大变革时代风雷隆隆。战马远去，刀剑入鞘，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几千年的纠缠，迅速退居幕后，埋入故纸堆中。曾经显赫一时的晋商，也只能在一栋栋深宅大院中，在对封建皇权尊贵气派的追忆中走向没落。工业时代的山西，发现了自己新的价值所在——煤炭。
时至今日，“煤老板”一词，成了很多外地人对山西的刻板印象；“黑”与“金”这两种颜色，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山西的代表色。
这种刻板印象，源于话语权的极度不对称。煤老板的挥金如土掩盖了山西的整体滞后，从没听说过哪个工人靠挖煤挖得又多又快成了老板。一个豪掷万金的煤老板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在幽暗矿井中讨生活的矿工，他们沾满煤灰的双手，他们的破败与绝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盖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摇形象里。
我很欣赏山西籍的导演贾樟柯，也颇为认同他的理念：
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从《小武》到《山河故人》再到《江湖儿女》，贾樟柯的叙事对象，一直是面对巨变之下无所适从的小人物，以及隐藏在其人生际遇中的真实中国。他的这个角度，我认为比讲述买豪车、买豪宅、千万嫁女等煤老板故事更贴合山西的时代本质。
山西这场黑金盛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阶段。如果说煤炭是工业的粮食，那么山西就是中国工业的粮仓。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几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北京、天津，支援了上海、重庆，支援了全国其他绝大多数省区市。然而，山西煤炭由于市场和计划错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却至少在上万亿元以上。山西在给全国工业输送粮食的同时，留下的却是“黑大粗”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
中东地区的石油王国、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德国的鲁尔区等都是资源密集型地区，相比之下，坐拥巨大煤海的山西，三十多年发展居然落后于绝大多数省区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是全国倒数第一，甚至还落得个灰头土脑的印象。
山西有煤，这毫无疑问是国家之福，但对山西来说是福是祸却很难说。应该有不少山西人思考过：如果脚下无煤，山西的今天会是什么光景？
2002―2012这黄金十年，是山西煤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飞速发展，煤价正式放开，再加上山西省推行煤矿产权明晰政策，第一次明确可以把矿出售给个人，大小煤矿遍地开花，无数煤老板一夜暴富。在山西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到处是煤炭改写命运的例子。煤老板成了那个财富狂飙年代的典型缩影；但除了大量财富之外，伴随黑金而来的，还有如附骨之疽般的诅咒。
这十年是山西腐败发酵最严重的时期。煤炭的利润之高、操作之简易、门槛之低，仅次于抢劫。高昂的煤价，支撑着一场场权钱交易的盛宴。
在“挖就能赚钱，挖多少赚多少”的情况下，煤矿利润的天花板就在于领导的一张嘴和兄弟的一双拳头。长此以往，靠山硬就挖得多，拳头硬就挖得多，权力寻租，黑恶势力横行愈发严重。
在很多文化不高、思维模式朴素的煤老板眼中，他们拿着大把金钱送给领导，并不是行贿，只不过是在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毕竟领导金口一张，矿上就能开工，多开工一天，就多挣一天钱，所以领导手中的权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要按天给钱的。
从2012年到现在，是山西煤炭发展的第三阶段。煤炭产业的一家独大会导致严重的产业结构畸形，这已经成为山西全省共识。从上至下整个山西开始了漫长的转型期。大量私人煤窑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力量开始合纵连横，优势整合，成为主导。但随之而来的新能源时代依旧让整个煤炭行业遭遇寒潮，而且从长期角度看，煤炭需求总收缩会成为主要趋势，同时山西当地的煤炭工业在环保与节能领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去产能，又要稳增长，还要调结构，可谓道阻且长。
在转型升级的路上，山西面临的严重问题在于大政府、小市场，以及随之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在山西百强企业中有八十家是四大传统支柱（煤炭、焦化、冶金和电力）企业，百强企业营收的90%是国企贡献的。
在政策、资本都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缺乏活力，很多只能带枪投靠。当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摩拳擦掌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一展拳脚之时，山西的父母们还在想方设法，乃至花几十万把孩子送进矿务局或煤炭集团，以求一份安稳的铁饭碗，这在其他发达地区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表象。环境污染并不可怕，经济失衡也可以想办法，人心蒙尘才是黑金真正的诅咒。三十年的黑金盛宴，影响更多的是人心。生态可以修复，经济可以转型，而人性共通的贪婪、虚荣、侥幸，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无限恶性增殖，分布极广，荼毒极深。想要实现这一层面的净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山西向何处去？
文章写到这里，很多山西的朋友读起来可能会有些压抑。山西已经混到五千年来最落魄的地步，如果未来还是希望渺茫，那真要无颜面对祖先了。山西究竟该向何处去？这是所有念兹在兹的山西人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有三方面需要重视。
第一，山西要认清、接受并尊重现实。
今日山西的重要性远不如昔，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在高铁时代，省域的概念将会弱化，枢纽的重要性会得到极大凸显，北京、郑州、西安作为北方的三大枢纽，均匀地分布在山西周围，大同、忻州向北京靠拢；长治、晋城与郑州打通；临汾和运城，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区域定位，基本算是西安的辐射范围。新“三家分晋”局面正在形成，而这种趋势从未来五到十年来看几乎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