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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论语·子罕》上讲：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洛阳盆地、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
河洛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化从1.0渭河阶段进入到2.0黄河阶段；它逐渐覆盖整个黄河流域，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到3.0阶段；之后南北纵横，东西跨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汇聚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到4.0阶段，乃至更高阶段。在中华文明的扩张中，河南是重要的孵化器。
人们通常说讲浙江出人才，如果说浙江出风流才子，那么河南出的就是王侯将相。在中国历史上，河南的宰相数目是全国之最。所谓宰相，宰执天下，权柄极重。河南历来是名相的摇篮。商初的奴隶宰相伊尹、开周名相姜子牙、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奇货可居的一代权相吕不韦、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奠基之相李斯、精于谋事又精于谋身的汉相陈平、汉室中兴第一相邓禹、挽狂澜于既倒的东晋宰相谢安、开唐功相长孙无忌、“救时宰相”姚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河南宰相真是数不胜数。
河南名人多，名都也多。“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个。此外，河南的濮阳、汤阴、淇县、沁阳、新郑、禹州、许昌、商丘、南阳、邓州等十个城市在历史上都曾做过都城。中原大地汇聚了最密集的古都群。
作为中华帝国长达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河南这片大地，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凭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2019年我又去了一趟河南，到了新乡下辖的两个县——延津和原阳。原阳号称“宰相之乡”。在原阳时，我特地去了古博浪沙遗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故事在史书上只是简短记载，却能够传唱千年。秦始皇东巡，同是见到皇皇天家仪仗，三个年轻人各自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楚国的流亡贵族青年项羽，发出了霸气的宣言：
彼可取而代也。
混混出生的刘邦，则充满了对锦衣玉食的羡慕：
大丈夫当如此也。
河南人张良则实施了极其危险的致命刺杀，伙同力士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虽然最后铁锥误中副车，但张良一击惊天的气魄还是刻在了史书上。
在原阳古博浪沙遗址徜徉，我不由想起了周恩来。周恩来给人感觉多为鞠躬尽瘁、温文尔雅的形象，其实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共特科的创立者、隐蔽战线的直接领导人。他身手矫健、擅长易容、精通密码学。此外，他也精通诗赋。他平生写诗的确很少，但他的几首诗都堪称佳作。例如：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短短两句让我印象深刻。眼光、气魄、格局已经全部显现，一幅中原乱世图也在这十个字里徐徐展开。
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巍峨大厦里，所有地域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重要性却各不相同。很多省份只是家具、盆景或者装饰，美则美矣，却不关键。只有陕、晋、鲁、豫少数几个省才是四梁八柱，其中又以河南这根顶梁柱最为关键。
什么叫顶梁柱？简单来说，顶梁柱一断，房子就塌了。自古以来，很多省份受灾，往往是癣疥之疾，一旦灾难蔓延到河南，立刻就成了心腹之患。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里，只要河南不乱，江山大局还稳得住；一旦河南陷落，席卷天下的祸乱就为时不远了。东汉、西晋和北宋这些定都河南的王朝，伴随着王朝没落的，是中华民族无尽的屈辱和混乱。历史上很著名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靖康之耻”都发生在豫州这片大地上。尽管时而涌现冉闵、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但不过是血雨腥风中的一道道孤单身影。
天下治乱兴衰的根基，还在中原。
治乱中原
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于“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成王败寇的主舞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司马光的这句诗，一语道出了河南洛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这个“中国”便指洛阳。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结束，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洛阳。武则天尤为喜爱洛阳，把这个“东都”更名为“神都”，着力营建。由此，冠盖如云、气象万千的洛阳，正式步入巅峰。
在周、秦、汉、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关东、关陇两大片区为重心。其中，长安（今西安）、洛阳是我国古代中前期绝对的统治重心。
西安、洛阳这两个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参与过城市发展的策划。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则天为什么要做强做大洛阳。
同为帝都，洛阳与长安在文化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长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长安城内无论士庶，皆以孔孟为尊；而洛阳却恰恰相反。自汉明帝建白马寺以来，洛阳便逐渐演变为佛教重地。北魏时期，拓跋氏皇族迁都洛阳，并且极力尊奉佛教，数十万佛像的龙门石窟便于此时建成。
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曾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使武则天对佛教充满好感，而洛阳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长安，钟情佛教的武则天自然偏爱洛阳。
除了个人偏好外，作为政治家，武则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治所，但实际上关中的土地承载力已经严重不足。虽然有轮耕、休耕制度，但长安城毕竟太大了。据现当代学者估算，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如此高的人口数量，给粮食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中根本无力供养。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朝廷不得不从产粮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粮食短缺，以致饥荒横行。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武则天和其前几个唐朝皇帝曾经亲自垂范，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唐朝开国百余年，皇帝待在洛阳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以至于皇帝都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
政权东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安缺水。虽然历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其流量并不大，而且多年战乱一次次摧毁了“八水绕长安”的体系。每当统治者夺回长安，他们发现了比城郭破坏更严重百倍的是，长安最基本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缺粮尚可通过漕运纾解，缺水真就问题大了。
相比较之下，河洛文化滋润出来的洛阳，水资源非常丰富。伊、洛、涧、瀍、黄，五水绕洛阳。古人说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水月风花，优雅浪漫。此外，广义上的洛-郑-开一带，山川翕集，形胜万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
时至今日，河南依旧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大餐桌、大厨房。农耕文明的发达，加上历史悠久、王气荟萃，使得河南的美食还是相当有水准的，毕竟调和五味的厨师“祖师爷”伊尹就是河南人。关于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面所述的烩面与胡辣汤外，洛阳水席、开封小吃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洛阳吃过二十四道菜的水席正宴，全跟水有关系，而且几乎每道菜品都飘着胡椒味，炖的、蒸的、煮的、勾芡的，还有牡丹燕菜，汤汤水水，非常讲究。
洛阳重场面，开封重风情。开封小吃堪称一绝，品类繁多，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晚上夜市，风雨无阻，夜夜笙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现在的浙江小笼包，其实都是北宋末年开封人南迁时的文化记忆。
然而，自北宋灭亡后，河南持续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双中心的迁移。
作为塞外民族政权的金、元，其本质是跨越中原-草原的二元制帝国。在它们的统治下，作为传统中原的河南，政治地位逐渐衰落；沟通塞内塞外的北京逐渐开始崛起，经济重心慢慢向东转移到京杭大运河沿线。再加上黄河于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向南决口，夺淮河入海，河南原有的漕运系统被彻底摧毁，富饶的豫东平原成为“黄泛区”，从此京杭大运河干脆不走河南，改走山东的济宁、临清。这使得河南的地位一落千丈，加速了自北宋灭亡后开始的衰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