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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兴与衰,都离不开王权。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农民战争也同样屡见不鲜。帝制绵延两千余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也延续了两千余年。可以说,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改朝换代之时,群雄逐鹿不免杀得尸山血海。然而,英雄的对手戏在台上,台下百姓面临的只有连年兵燹和疮痍。
我国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破坏性、灭绝性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据史载,西汉末年中国人口将近六千万,王莽之乱十几年间就使人口死亡三分之二,致使到东汉光武帝建国前人口只剩下两千一百万。百年生息后,汉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五千六百多万。但是,更严重的黄巾之乱、军阀战争——三国交兵——随之到来,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于西晋时,原本的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七百六十万。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日后同样屡见不鲜,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每次大乱,人口死亡率都在70%以上。作为主战场的河南,一次次被严重摧毁。
近代以来,河南受创更是极为严重。虽然北洋军阀的祖师爷袁世凯是河南人,但河南却是中国中东部地区唯一没有军阀作为根据地的地方;正因为没有长期稳定的统治者,使得河南成为了各路军阀跑马逐鹿的战场。
从历史上看,中原大地不仅战争最多,自然灾害也最频繁。“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说的就是中原的旱涝灾害。
这不得不提黄河。黄河在哺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成了一条害河。对于河南人而言,黄河既是母亲河,也是头顶的一盆水。
可以说黄河造就了河南。大约十五万年前,在河南三门峡群山之西,曾经存在一个超大型的古湖,不断吸纳上游来水。愈来愈大的古湖最终切开山体,湖水奔涌而出,喷薄而下,直至大海。由此,现代意义上的黄河才开始形成。
冲出三门峡的黄河,在西北太行山、西部秦岭余脉、南部大别山共同组成的怀抱中肆意奔流,时而北夺海河、时而南侵淮河,每年携带的泥沙多达数亿吨到十多亿吨。数万年后,一个大型的冲积平原诞生了,这就是如今包含京、津、冀、鲁、豫、皖、苏七省市的华北平原,其中河南部分更是膏腴之地。站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你才能切实感受到黄河对于塑造中国的伟大意义。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中的另外三个都已经夭折,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能够浴火重生、绵延至今?
关于这个问题,解释有很多,我在前文《发现山西》中也讲到了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但从地缘角度而言,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很有见地。中国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水(主要指的就是黄河)的利用至关重要。然而,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决堤泛滥。中央集权必须要有威望能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全流域管控。所以,当分裂时间过长,中央集权衰微时,环境上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呼唤大一统的再度出现。
我在河南大地上徜徉时,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曾经的美苏之间的恐怖核平衡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也围绕着黄河形成了最早的恐怖平衡。水一旦被卡住,谁都活不了,而以邻为壑的事情又时有发生。《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传曰:
齐公曰:“无障谷,无贮粟……”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周惠王二十年),周王力不能及,齐桓公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兴修水利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因此,尽管大家有很多矛盾与争执,但分裂还是要让位于统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就逐渐从应急和需要,变成了传统和惯性,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这也算是更大尺度上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阐释吧。
出三门峡后,没有了峡谷的束缚,黄河开始慢慢沉积下携带的泥沙,河床逐渐抬高,在开封彻底变成了地上悬河。开封得以繁华,正因为滚滚东向之水的便利。然而,开封因黄河而兴,也因黄河而衰。
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
这个顺口溜说的正是被黄河淹没的一座座的历史上的开封城。在大规模战争冲突中,黄河多次被决开,开封古城也一次次被裹挟而来的泥沙吞没。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已经沦为寂寞中小城市的开封,早在千年前“汴京富丽天下无”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泥沙俱下,再加上支流众多,黄河的水文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流域夏季多暴雨,因此,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下游决口次数可达1590次,比较大的改道有26次。
“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记录河南的灾难,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最为典型。这部电影改编自河南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们最近为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做战略策划,延津人常把刘震云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文风平实幽默,很见功力,对人情世故有着超人的洞察。《温故一九四二》同样如此,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苦难“记忆”之间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导演冯小刚有着京油子特有的圆滑世故,多年来也拍了很多应景的电影,但唯独这部沉重、不讨好、不讨巧、花了心血的《一九四二》让我印象深刻、心怀敬意。
1942年,正是战火燎原之际,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池的征伐劫掠上,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
如同河南史上的众多灾难一样,这场旱灾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也如同那些埋葬于历史深处的灾难一样,这场旱灾也伴随老一辈人的逐渐离开,成为遥远而无关痛痒的故事。而《一九四二》这部电影,重新把我们拉回历史的尘埃中,去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面对生死、面对灾难,也用艺术的手段重现了苦难深重的河南。
河南这块土地上有繁华,有辉煌,也有整个中华民族最深重的苦难。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我去河南时总要去听一下豫剧。河南人对豫剧的痴迷,也许只有关中人对秦腔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宏的气势和场面!豫剧则截然不同。秦腔是吼出来的,但这种吼里面没有悲,只有壮;而豫剧从旋律、唱腔到妆容,都凄惨悲凉。《铡美案》《三上轿》《泪洒相思地》《秦雪梅吊孝》这些豫剧名段,大多声泪齐下,偏偏很受民间欢迎。我想,这种热爱,可能是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
河南人,中不中?
行文至此,我不由产生一个疑惑:战争频仍、灾害不断的河南,为什么历来都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我想,这和中原本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中原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是洪水滔天的灾区;但在没有战争、灾害的年代里,中原气候温暖、雨量适中、沃野千里,是农耕文明时期的宝地。伴随着灾难与盛世的轮转,人口的聚集和流散也在河南周期性地发生着。在这种聚散离合的周期里,隐藏着解读河南人性格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