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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王老师啊，正因为我是做战略的，我才知道战略的重要性；正因为我是做战略的，我才希望有一个第三方的智库来给我做战略。一个再好的医生也不能给自己开阑尾，这就是战略机构作为第三方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们一拍即合，那是2005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呼伦贝尔全走一遍，最后制定了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呼伦贝尔发展战略，他也严格地按照战略做。今天的呼伦贝尔经济与生态并重，游人如织，曹征海功不可没。
曹征海调任安徽后，与我们再续前缘，他委托智纲智库进行整个安徽的文化产业战略策划。也就是在那一次策划工作中，我跑遍了安徽全省。
曹征海是我见过的少见的有抱负、有远见也懂战略的官员，而且极其聪明。前些年突闻他因病早逝，着实令人扼腕。他既是能吏，也是廉吏。作为一位久居高位的省部级干部，他在病重赴美治疗时，甚至需要变卖房产才能凑足医疗费，各方面也是一省再省，一切从简，其寒酸可见一斑，人品也可见一斑。虽然曹征海天不假年，但我始终认为，造福一方、清风两袖的他，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真正楷模。
虽然曹征海于安徽仅是过客，但我还是希望通过这篇小文聊作纪念。
风流皖南
从历史角度看，皖南、皖中、皖北分属不同行政区管辖的时间，远远超过它们同属一地的时间，其风物、人文各有不同气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皖南是最传统的江南。所谓“安徽”之名，即从安庆府、徽州府中各取一字得来，安庆是水陆码头、长江重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清代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徽州虽然地处山区，却是“贾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是支撑整个江南文脉的重要力量。
我去过徽州若干次，每次感受各不相同，不过一入徽州就能感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十多年前，黄山市（由徽州更名而来）请我们做发展战略。那次我在徽州流连许久，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我更看重的是徽州的人文底蕴和文脉流散。
中国现当代有很多城市改过名字。湖北的荆州改荆沙，襄阳改襄樊，还有安徽的徽州改黄山，都是典型例子。当时为了借名山黄山的东风发展旅游，“徽州”被“黄山”取而代之。在这种吹糠见米的短期营销下，人们一步到位奔去看黄山，极大浪费了古徽州的韵味和价值。
这是典型的买椟还珠。且不说“徽文化”的内涵远超“黄山”，单是“徽”字就已经深刻地烙印在文化基因中，是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IP——“徽学”被誉为是与“敦煌学”“藏学”并列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大地方显学之一。
有“安”无“徽”，这不仅仅是在符号化上的缺失，更是对徽州文化的极大打击，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行为。
如今，襄樊、荆沙已经悄然退场，襄阳、樊城、荆州、沙市各归其位；徽州复名之事，也值得当局好好思考。
写徽州首先要讲“徽商”。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会，当下“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两句诗在网上火了起来，尤其受年轻人追捧。这句话乍一看是在说徽州之景令人痴绝、魂牵梦绕，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句诗出自汤显祖的《游黄山白岳不果》：
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大概意思是：
我的朋友吴序可怜我的生活穷困潦倒，就劝我到黄山、齐云山（古称“白岳”）一带旅游，结果没有成行。
世人皆云，想要发财，最好去黄山、白岳一带去转转。第一，黄、白本身就是金、银的颜色，讨个口彩；最重要的是，黄山、白岳一带是富甲天下的徽商故地。
我这一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普通的人那样去追求钱财富贵，所以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去徽州。
这样看就很清楚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并不是赞美徽州美景，甚至完全相反，反映了汤显祖对徽州商业文化的不屑：别人都到徽州求富贵，他却梦中也避徽州而不及。所以说，这句诗，各位朋友还是慎用。徽州当地有个顺口溜：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徽商的由来。在外人看来，徽州是风景清绝之地，但对于徽州本地人来说，这里是穷山恶水。在封建社会，由于生活压力太大，徽州人家往往在孩子十三四岁时就会送到外边做学徒，学不成不能归家，祸福就看各人造化。
尽管谋生艰难，但受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衣冠南渡”的影响，徽州风气历来崇文好儒，被称为“东南邹鲁”。在这片面积仅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在“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之前，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完成基础教育后再外出闯荡，因此，徽商日后尽管大富大贵，但依旧重视读书，而且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徽商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风范。我在黟县曾看到一副对联：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就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这或许是徽商最高的精神追求了。
也许正是这种开明的心境，成就了徽商独特的最适合于当时封建文明的业态、业种，以及他们特殊的商业模式。虽然人们批判地称之为“红顶商人”“官商”，但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讲，辉煌一时的徽商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更奇妙的是，“以文求仕，以仕保商，以商挣钱，以钱求文”的徽商价值观，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态。如今时过境迁，徽商早已不复往日辉煌，金银气消散之后，留下的反而是高度的文明：
第一，徽商为中国建筑文化奠定了基调和格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已经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符号。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很多建筑，都借鉴了徽派建筑的元素。
第二，徽商在文化产品的挖掘上贡献非凡。文房四宝都与古徽州有关：宣笔、徽墨、宣纸、歙砚，共称“笔墨纸砚”。再比如说徽剧，自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四大徽班陆续进京演出，在随后的嘉庆、道光年间结合其他剧种形成了京剧，也成了京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徽州地处闭塞，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因此要走出去。明清时期，商贸首选当然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接下来才是杭州等。
很多江浙名人的祖籍都在徽州。虽然祖辈把他们带到江浙一带长大，但由于根在徽州，以及家族对“程朱理学”、传统教育、人格和家训的重视，才使得这些名人一生受益匪浅。
除了文化生态外，徽商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态乃至城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关于徽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无徽不成镇”。
徽商与扬州的关系不用多说，可以说，正是富可敌国的徽商，造就了烟花三月的扬州。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真理，文明最初都来源于田间地头和草莽，但在其走向璀璨的路上离不开王侯将相、豪商大贾的催熟。权力与金钱的本质，是高度的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是化育文明的必由之路，建筑、戏剧、美食、文学莫不如是。
除扬州外，杭州和徽商关系同样很深。徽州和杭州共饮一江水，渊源极深。黄金水路新安江从徽州过钱塘，流入大海，连接起了徽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除了水路外，还有几乎是徽州人陆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徽杭古道。作为距离徽州人最近的淘金之地，杭州是徽商聚集的重要场所，历史上有无数的徽州人通过新安江水道去杭州经商致学。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安徽绩溪人，便是在杭州开启了他的政商传奇。
徽商从杭州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杭州，尤其是化育了杭州的商业文明。今天浙商风行天下，其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徽商。
在当时黄山的策划中，我留下两句话：“云中仙境新黄山”，这只是上半场；更重要的是第二张牌，叫“梦里江南古徽州”。放眼今日之中国，文化密度之高、精度之强、元素之多，非徽州莫属也。徽州可以成为中国向全球营销自己时的最具代表性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