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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精彩的安徽，为什么越走越寂寞，越走越透明？在我看来，可能和“三个中国”的定位有关。
十多年前，一位从中央退下来的老领导来广东考察，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间谈及执政者面对偌大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参差不齐现状的应对方略时，我放胆妄言：“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怎么实现有效治理？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难题。优秀的执政者们，其内在逻辑往往趋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这种逻辑总结为‘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首先就是要宰执天下。“三个中国”的区域划分从古至今可能有所不同，但划分思路则是一致的。对于执政者来说，“关键中国”“敏感中国”和“无所谓中国”的区别，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区别。
什么叫“关键中国”？比如说北京、上海、广东、江浙，它们或是首善之区，或是国际都会，或是开放前沿，最起码也是钱粮大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都是执政者时时刻刻关注的，必要时亲自抓的地方，这叫“关键中国”。
什么叫“敏感中国”？比如新疆、西藏，虽然地处边陲，但牵涉到我国的核心利益，战略地位很高，这也是执政者高度重视的区域。这种地方的干部，身膺稳疆重寄，非得能力与魄力并重的干将不可。
什么叫“无所谓中国”？我的老家贵州就是一个。它不能说不重要，但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总之过得去。从用人角度而言，是过渡人、检验人、锻炼人的地方。
当时那个老领导对“三个中国”的说法非常感兴趣，一定要深入聊聊，可惜我俗事缠身，只好约下次见面细谈。没想到短短两年不到，斯人已经驾鹤西去，无果而终，但他的好学、博闻和宽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各个区域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无所谓中国”也有轻重之分。在大旅游、大数据、大扶贫的加持下，曾经的“无所谓中国”贵州，未来一片光明。但总有一些长期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区域，堪称“无所谓中国”里的翘楚，比如安徽。
忆“江南”
说出来很多人不信，安徽也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 白居易《忆江南》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是个很特殊的名词，我们在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往往用“江南”来形容，“江南”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除了文化属性外，江南还曾经有过政治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强大的省份。它不仅是钱粮大省，更是风流俊赏荟萃、冠盖如云，在朝为官者的数量也堪称全国之冠，可以说一个省之力抵得上半个中国。这个省就是江南。
江南省源于明朝。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就是江南省——明朝时称“南直隶”，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江南省”。明朝的江南既是京畿重镇，也是龙兴之地，还是钱粮大省，可以说是明朝的“关键中国”。南直隶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参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来自南直隶。
然而，地域广袤、物华天宝既是优点，也同样会坏事，随着王权更迭，江南从“关键中国”摇身一变，成了“敏感中国”。对于江山甫定、内忧外患的清廷来说，江南省的存在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隐患。
一方面，江南省离京师较远，再加上地域广大，清廷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诞生一方诸侯，如果谁拥江南而自立，朝廷根本难以对付。江南省的赋税在清王朝的总赋税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之多，江南不稳，则国家不稳。所以，把江南省一分为二自然是当政者的首选。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而“江南左”则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江苏、安徽之名称，由此而来。
康熙这一刀，没有采用划江（或淮）而治的横向切法，而是跨江一刀，纵向把江南劈成了两半，导致江苏和安徽都纵跨了淮北、江淮和长江以南三大地貌区，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朝廷固然是安全了，但却苦了安徽。如果说江南省是整块丰美的火腿，一刀割开后，最好的五花肉给了江苏，剩下的才是安徽，肥瘦之间，高下立见。本是同根生的江苏、安徽，从此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江苏既有沿海之利，又有运河之便，在“关键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安徽则委屈地沦为“无所谓中国”。
康熙切得固然粗暴，当年朱元璋捏得也很简单，基于政治因素考虑的分分合合，让安徽内部山头分立，皖北、皖中、皖南就像三个省，其方言、风俗、饮食乃至发展程度都大相径庭。由此观之，今天的安徽，存在感弱很正常，毕竟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黄河流域的省份，认同感相对强烈，齐鲁、燕赵、中原、三晋、三秦、甘陇，行政板块就是文化板块，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各有疆界，传承至今。
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可言。先有康熙一刀两断，后有皖北、皖中、皖南三家分皖。堂堂安徽省甚至没有“安徽话”，有人说吴侬软语，有人操北方官话，所以省内不同地域的人最好用普通话交流。“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和皖北人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认同感弱点再也正常不过。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省份像一块块坚硬硌牙的石头饼，那么安徽就像一盆大锅饭，你是土豆，我是白菜，他是萝卜，相互不搭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安徽这口大锅里。不过，土豆对锅哪有什么认同感？
怀故人
谈及我和安徽的缘分，我的故交曹征海先生不得不提。2012年，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曹征海先生，委托智纲智库进行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那也是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安徽。
20世纪80年代，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记者时，接触到了一个神奇的组织，叫作“内蒙古党委研究室战略处”，挂靠在区委研究室下面。很难想象，在内蒙古这样偏僻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前沿的组织存在，我也就此认识了这批战略研究处的年轻俊杰。他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的内蒙古籍子弟，郭凡生、曹征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那时候曹征海年仅二十五岁，也是内蒙古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正是风华正茂。
当时的中国，沿海地区风起云涌，在经济发展上，内地和沿海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学界引入了“梯度推移理论”，即整个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可行的，也是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只有沿海先发展了才能带动中部，中部带动西部。这帮内蒙古战略研究处的年轻人们天不怕地不怕，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自然资源转换、金三角、劳动股份制等，一时风头正劲。
当时我采访完他们以后就很感慨：他们精神可嘉，但学术不能太情绪化，毕竟规律比人强，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西部的经济发展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这帮人的热情和激情，还是让我印象很深。
他们中的郭凡生后来下海创业，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早期的风云人物；另外一个就是曹征海，没想到阔别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又一次碰面，我已经成立了智纲智库，而他则官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市市长。
大家偶然相遇之后，曹征海很兴奋地一把就拽住我说，希望我们帮助呼伦贝尔做战略。我还开玩笑说：“二十多年前我当记者采访你的时候，你们是中国第一家做战略的，为什么现在还请我们做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