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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
1906年动工、1936年筑成的“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的南段),自武汉南下之后转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线迅速形成一条工矿业城市带,对湖南经济发展帮助巨大。湖南的一些大城市如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皆是“粤汉铁路”沿线的城市。反观江西,虽早早修建了“南浔铁路”,但只限于长江鄱阳湖一隅,对全省的带动并不强。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浙赣铁路”,所涉及范围也只限于赣北、赣中。广大的赣南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因“京九铁路”的修建感受到轨道交通的便捷。时代不等人,在因铁路错过的这些年里,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发生,而江西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等待衰落的必然命运。
客观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旁落导致的衰落实非人力所能改变,江西的命运带有某种“格局”之上的必然性;但是,从主观来看,在新思想、新理念于华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涌起之际,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费正清曾说过:
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这句话用在江西人身上再合适不过。江西固有丰厚文化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它落后时代潮流的更深刻内因。
江西的地利“格局”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江西虽然位于南北交汇的枢纽,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盆地,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因此,尽管江西在历史上文化昌明、商贸发达,但无论是文坛还是商界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农业文明的普遍世俗化与泛化的深刻影响。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句广泛流传于江西的朴实家训,生动地诠释了江西耕读传家的民风。
19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从欧洲传导向全世界,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中国仍然保持着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与机械化大工业浪潮发生了剧烈碰撞,时代主题已经转向“救亡图存”。然而,科举是江西传统的优势项目,江西士子们当然不愿意放弃。彼时的江西,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被太平天国耽误十余年的江西士子们,正在用尽浑身解数,朝奄奄一息的科举发起最后冲击。那些精于“四书五经”和考据辞章的传统读书人们,在坚船利炮面前一筹莫展,对“奇技淫巧”的西学也一无所知。在这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下,他们只好慢慢落伍。
江西商帮与知识界的衰落同步。尽管它在历史上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但与坐拥巨资、富比王侯的徽商,以及经营票号的金融巨头晋商相比,江西商帮的生意特点就是做不大。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大商人和小商人的算账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实现由小到大的蜕变实在是千难万难。以贩卖本地土特产起家的、精打细算的江西商人,只好长期在小生意中打转。
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百工记》中曾记载: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其中,“江右”即江西。江西商人除了资本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即所谓“百工技艺”。“百工”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的、补瓷器的、冶铁铸器的,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创造了江西商人在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的辉煌。然而,江西商人在工业化时代却快速落伍。
行文至此,再度审视江西的“格局”,不由让人遗憾:人生如行路,乱世如渡河,有人踏浪而行,有人半渡而击,也有人逡巡不前。尽管地利仍在,但天时已去、人和不彰,主客观两方面均与时局严重背离的江西,陷入停滞也成了必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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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历史总会时不时开一下否极泰来的玩笑。
封闭落后的江西,因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在烽火满神州的年代反而成为革命的高地,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全国革命的制高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第一枪,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瑞金。江西可以说是中共的“创业基地”,党史、军史、革命史、共和国创建史都从这里开始。
这一次,江西依靠的不再是赣江水系、梅关古道沟通南北的优势,而是罗霄山脉的山险沟深、林密草茂、便于隐藏、便于防御,它给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实践之地。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万洋山北段)上红旗不倒,极大地鼓舞了各地革命力量的斗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江西,蒋经国曾在这里建设新赣南,国共两党名人要人曾频繁登临庐山,邓小平曾在这里思考改革开放理论模式……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曾于此上演。可以说,江西影响了不止一波国家战略。
但是,随着政局愈发稳定,经济建设重新成为时代的主航道,江西面临的迷茫却依旧未解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江西也迎来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形、落后的产业结构,其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中部六省的末流,经济总量仅高于山西。
作为全省门面的省会,南昌也不太好拿得出手。在中部六省各省会中,南昌的GDP仅高于山西省会太原。从产业角度而言,南昌除了光伏产业有些起色,航空制造业还算凑合,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电子产业、纺织产业以外,根本没有成规模的大型工业。南昌的电子产业、纺织业缺乏竞争力,尚且撑不起南昌的发展,更别提带动江西全省了;而航空制造业仰仗的昌飞,同西飞、沈飞、成飞相比也相形见绌,难以望其项背。
江西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赣州,素有“稀土王国”的称号,稀土资源丰富,而且正在发展较完整的产业链,然而,有这样一张好牌在手,却没有打出优势。赣州在全国的城市排名更是百名开外。
江西的产业结构不完善,教育资源同样稀缺。江西全省只有唯一一所211高校,即南昌大学;反观合肥、武汉、长沙等周边中部省会,都是优质高校的聚集地,集中的教育资源带来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科研资源。这也使得江西的发展缺乏原动力。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江西人心中,“一朝皇粮在口,人生与未来可期”的思想依旧严重。对权力的信仰、迷恋导致“有关系好办事”成为社会的共识与准则,也带来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随着高铁时代来临,国家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在几乎所有其他省区市都力争高铁指标时,江西却专注于“一大四小”的绿化建设。造林绿化目标任务被分解到市、县、乡、村和山头地块,从城市到农村,从高速公路到江河渠道,都制订了绿化目标: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交通干线沿线可视范围内全面绿化,确保“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绿化固然是好事,但矛盾要分主次。在大基建的天时之下,江西却掀起绿化热潮,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荒诞感。见微知著,江西的发展可谓一步慢步步慢。
无须讳言,如今的江西已经成为被周边相对较发达省份包围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江西的塌陷“格局”已成,在“格”始终稳定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如何破“局”。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第一,颠覆交通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