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页
《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第35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名家大师如过江之鲫的背后,是江西文人士子作为集体呈现的精彩演出。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这种某个地区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随即也引发了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南北榜之争”,其背后固然是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垄断科举的不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江西人才之盛到达了顶峰。
在江西内部,以吉安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吉安为庐陵府治)、以抚州为代表的“临川文化”(临川为抚州府治)堪称两大支柱。吉安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慷慨赴死、仗义死节的文天祥正是吉安人。“三千进士”并非虚数:从唐至清,吉安地区前后出了三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状元。明朝年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进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与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至于另一个才子之乡抚州,虽然在数量上不如吉安,但在质量上可谓领袖群伦。两晏、曾巩、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都是抚州人,“临川之笔”光芒万丈,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然高峰。
除了在文坛独领风骚外,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江西均诞生了一批独领风骚或颇有建树的人物或群体。
从商业角度来看,晋走黄河,徽走长江,江西走南方——自明清以来,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我在全国各地考察,经常看到万寿宫旧址(万寿宫最初建于东晋,为道教宫观,在今江西南昌),也就是当年的“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和海外的一千五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万寿宫,就是当年江西帮经济版图的最好证明。
从思想层面上看,号称“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一生都与江西密切相关;“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亦是江西人。理学、心学作为儒学的第三、四个高峰在江西崛起,引导了国人千年心智。
在佛、道二教的发展历程中,江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部中国禅宗史,江西占了大半篇章。南朝宋末创立的禅宗,在唐高宗时传至慧能、神秀,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缓慢传播;但一直到后来的马祖到江西传出“洪州宗”一脉,禅宗才真正“一花开五叶”,从而走向真正的全盛时期。五家七宗几乎全在江西修行开悟,开山接众,他们开创的祖庭至今还留有许多文物胜迹。当今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佛徒如果要来中国拜谒祖庭,舍江西几无去处。
同时,道教在江西延续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道统传承,三清山、龙虎山、灵山、麻姑山等名山洞天众多,虽然不是道家祖庭,但堪称道缘深远。
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汉、唐时代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相比于同样受文明南迁之风惠及的南方诸省,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国交通大十字的交叉处。纵向来看,如果说京杭大运河纵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通了中原(华北)政治中心、江南,那么自从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梅关驿道(今梅关古道)在唐玄宗时兴修完成后,“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通道就连接了经济高度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横向来看,江西处在长江中游,连接东西。三者共同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唐代以降,在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当道的古代社会,这条大动脉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由中原、江南进入岭南,还是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今江西都是必经之路。来自岭南的货物从广州沿北江北上,过了大庾岭梅关,就可以沿赣江北上直通长江,顺江而下,最终由镇江进入京杭大运河。那时,岭南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赣江水面上舟楫如云,络绎不绝。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沿线孕育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那么赣江沿线的江西城市地位也不遑多让,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成为当时全国非常重要的城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江西由此步入全盛。
2018年,智纲智库接受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的委托,进行南雄城市发展策划。作为从江西翻过大庾岭到达岭南的第一站,南雄也是梅关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走在这条古道上,不由让人触景生情。这狭窄的古道竟是一条火了一千多年的黄金大道,马蹄声声,行人如织,其中有官员,有读书人,有商贾,有士兵,有农民轿夫,吆喝声此起彼伏……
直到近代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浪潮掀起,中国经济版图发生剧烈变化,梅关古道上熙熙攘攘的商旅才骤然不见了踪影,江西的枢纽地位随之旁落,步入了急速衰退的危局。
旧时代的残党
经历宋、明六百年风流之后,江西在清代明显开始后劲不足,所幸底蕴深厚,还足以支撑。随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江西如同一个有着悠久传承的耕读世家,在工业时代宣告黯然落幕。
关于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认为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十余年,江西正是主要战场之一。经此一役,江西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城乡残破、田地荒废、民户流散、财力匮乏,从而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但是,在我看来,太平天国战乱属于偶发事件,并非事关方向性、全局性的挑战。同样受灾严重,江浙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而江西却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江西衰落之罪魁祸首。透过现象看本质,江西在近现代遭遇的发展困局,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发展日趋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这再也正常不过,齐头并进本来就只是空想。区域发展失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差距、南北差距,而在于“格”与“局”之间的顺应与错位。江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双重错位。
从客观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
经济发展主轴线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江西在宋、明年间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上。近代以来,这条主轴线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条。首先是沿海线,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到广东,这六个地方的经济总和,占据了中国的一半。另一条轴线是沿长江经济带,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成都,一系列沿长江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条轴线就是沿“京广铁路”城市带,如石家庄、郑州、长沙等。除沿海、沿江、沿线这三大轴线上的少数城市外,广大内陆省份普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寥寥几个集全省之力打造的区域型中心城市,也同样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此外,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由此,原本的“大运河-长江-赣江”轴线被迅速废弃。这对整条轴线的区域发展都是致命的打击,杭州、苏州相对影响较小,扬州、淮安等传统运河沿线城市只好黯然退场,另一个受影响严重的区域就是江西,由江西至广东的传统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尽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为通商口岸,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得以从长江逐步侵入江西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道的改变反映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变、中国对世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中心与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整个赣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