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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家大师如过江之鲫的背后，是江西文人士子作为集体呈现的精彩演出。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这种某个地区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随即也引发了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南北榜之争”，其背后固然是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垄断科举的不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江西人才之盛到达了顶峰。
在江西内部，以吉安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吉安为庐陵府治）、以抚州为代表的“临川文化”（临川为抚州府治）堪称两大支柱。吉安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慷慨赴死、仗义死节的文天祥正是吉安人。“三千进士”并非虚数：从唐至清，吉安地区前后出了三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状元。明朝年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进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与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至于另一个才子之乡抚州，虽然在数量上不如吉安，但在质量上可谓领袖群伦。两晏、曾巩、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都是抚州人，“临川之笔”光芒万丈，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然高峰。
除了在文坛独领风骚外，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江西均诞生了一批独领风骚或颇有建树的人物或群体。
从商业角度来看，晋走黄河，徽走长江，江西走南方——自明清以来，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我在全国各地考察，经常看到万寿宫旧址（万寿宫最初建于东晋，为道教宫观，在今江西南昌），也就是当年的“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和海外的一千五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万寿宫，就是当年江西帮经济版图的最好证明。
从思想层面上看，号称“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一生都与江西密切相关；“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亦是江西人。理学、心学作为儒学的第三、四个高峰在江西崛起，引导了国人千年心智。
在佛、道二教的发展历程中，江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部中国禅宗史，江西占了大半篇章。南朝宋末创立的禅宗，在唐高宗时传至慧能、神秀，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缓慢传播；但一直到后来的马祖到江西传出“洪州宗”一脉，禅宗才真正“一花开五叶”，从而走向真正的全盛时期。五家七宗几乎全在江西修行开悟，开山接众，他们开创的祖庭至今还留有许多文物胜迹。当今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佛徒如果要来中国拜谒祖庭，舍江西几无去处。
同时，道教在江西延续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道统传承，三清山、龙虎山、灵山、麻姑山等名山洞天众多，虽然不是道家祖庭，但堪称道缘深远。
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汉、唐时代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相比于同样受文明南迁之风惠及的南方诸省，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国交通大十字的交叉处。纵向来看，如果说京杭大运河纵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通了中原（华北）政治中心、江南，那么自从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梅关驿道（今梅关古道）在唐玄宗时兴修完成后，“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通道就连接了经济高度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横向来看，江西处在长江中游，连接东西。三者共同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唐代以降，在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当道的古代社会，这条大动脉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由中原、江南进入岭南，还是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今江西都是必经之路。来自岭南的货物从广州沿北江北上，过了大庾岭梅关，就可以沿赣江北上直通长江，顺江而下，最终由镇江进入京杭大运河。那时，岭南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赣江水面上舟楫如云，络绎不绝。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沿线孕育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那么赣江沿线的江西城市地位也不遑多让，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成为当时全国非常重要的城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江西由此步入全盛。
2018年，智纲智库接受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的委托，进行南雄城市发展策划。作为从江西翻过大庾岭到达岭南的第一站，南雄也是梅关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走在这条古道上，不由让人触景生情。这狭窄的古道竟是一条火了一千多年的黄金大道，马蹄声声，行人如织，其中有官员，有读书人，有商贾，有士兵，有农民轿夫，吆喝声此起彼伏……
直到近代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浪潮掀起，中国经济版图发生剧烈变化，梅关古道上熙熙攘攘的商旅才骤然不见了踪影，江西的枢纽地位随之旁落，步入了急速衰退的危局。
旧时代的残党
经历宋、明六百年风流之后，江西在清代明显开始后劲不足，所幸底蕴深厚，还足以支撑。随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江西如同一个有着悠久传承的耕读世家，在工业时代宣告黯然落幕。
关于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认为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十余年，江西正是主要战场之一。经此一役，江西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城乡残破、田地荒废、民户流散、财力匮乏，从而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但是，在我看来，太平天国战乱属于偶发事件，并非事关方向性、全局性的挑战。同样受灾严重，江浙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而江西却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江西衰落之罪魁祸首。透过现象看本质，江西在近现代遭遇的发展困局，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发展日趋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这再也正常不过，齐头并进本来就只是空想。区域发展失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差距、南北差距，而在于“格”与“局”之间的顺应与错位。江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双重错位。
从客观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
经济发展主轴线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江西在宋、明年间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上。近代以来，这条主轴线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条。首先是沿海线，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到广东，这六个地方的经济总和，占据了中国的一半。另一条轴线是沿长江经济带，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成都，一系列沿长江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条轴线就是沿“京广铁路”城市带，如石家庄、郑州、长沙等。除沿海、沿江、沿线这三大轴线上的少数城市外，广大内陆省份普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寥寥几个集全省之力打造的区域型中心城市，也同样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此外，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由此，原本的“大运河-长江-赣江”轴线被迅速废弃。这对整条轴线的区域发展都是致命的打击，杭州、苏州相对影响较小，扬州、淮安等传统运河沿线城市只好黯然退场，另一个受影响严重的区域就是江西，由江西至广东的传统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尽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为通商口岸，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得以从长江逐步侵入江西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道的改变反映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变、中国对世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中心与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整个赣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