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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实长沙这几年不声不响，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从2001年到2017年，长沙GDP增幅高达惊人的1300%；2001年长沙GDP只有武汉的一半多，现在已经达到了七成多。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撑起了一大片天。2008年长沙适时提出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准确的战略选择让长沙顺利分享了中国大基建时代的红利。
同时，长沙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很低。没有被房地产绑架，这也相当不容易。今天高铁的崛起，使得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长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铁时代的便车，那么前景一片光明。
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种风情了。
“大湘西”大致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族风情。
我做怀化策划时，对于日本为什么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专门研究了一下。
原来，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包括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受降城。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便多民族杂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轰动一时，还有一本描述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也很火爆。这使得湘西剿匪后来居上，超越东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
湘西的剿匪相比东北的剿匪来得更要酷烈些，也更错综复杂。这些都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气重的深刻印象。
湖西为什么出土匪？我认为有自然、人文两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带给外人的是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但如果牵扯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再加上这里民族混杂、山深林密，又处于几省交界处，天不管地不收，产土匪自然不稀奇。当时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丽于其间。
湘西凤凰人沈从文十四岁出去闯荡，漂流于沅江之上，远方青山云雾，近处江水湍湍，很多时候都是跟着船家甚至土匪游荡。日后远赴北京发展的沈从文，一辈子改不掉湘西土话，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烟雨湘西带给了全世界。在近现代的枪火岁月里，远方边城的纯真与爱情成了天籁，拨动无数人的心弦；然而，尽管沈从文有意淡化笼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但不经意间总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残酷的真相。
当然，湘西不只有匪气，更有文气、灵气、铁血气。湘西有沈从文这样精于文墨，笔风简峭，将故乡山水的清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黄永玉这样终身放荡不羁、肆意驰骋的任性画家。
凤凰更出了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筸子军”。古语说：
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筸子军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不但是戚继光抗倭时的主力，还是湘军大战太平天国的铁军。在抗美援朝时期，铁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岭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宝古佬的生猛，抑或湘西“筸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路在何方？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结，每每见面，他们多津津乐道于政军两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毕竟湖南一向有此资本，晚清全国二十二个省，十个省督抚是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政军两界的大员也很多。然而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却说得少了，想来和湖湘人才青黄不接、局势进退失据不无关系。
的确，湖南人面临着有些尴尬的局面：湖南经济不差，但也不算好；风流人物的宝座早已旁落，但又不怎么甘心。
面对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说：从天时上来讲，国家承平日久，既无入侵也无内战，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无用武之地；从地利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外向型经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深处内陆的湖南已经无法继续开风气之先；从人和上来讲，惯出领军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边缘化，其带动效应也日趋式微。最终得出结论：湖南人适合扫天下，不适合治天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湖南人的辉煌到头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首先天时一说就不成立。虽说“无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靠的还是骨子里的血性和家国天下的情怀。从古至今，战乱不休，也不见湖南人有多大声响，直到晚清才冒了出来，所以，说到了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显然有问题。
至于地利说，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内地，的确机会相对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闯得勤。从20世纪50年代初“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广东、闯深圳乃至过海峡，全国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万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万，湖南人就占了350万，四个外地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简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国内，湖南人还跑到了国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挝合作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居住的湖南人有15万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邵东市、邵阳县，多数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来老挝创业。他们分布于老挝各省、市、县、村，几乎涉足了老挝全行业。据当地官方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售额中，湖南人占了90%的份额；同时，老挝手机生意的60%、服装和箱包的50%以上的市场份额，亦是湖南邵东人的天下。在老挝开五金店的老板，十个有九个是邵东人。十万湖南人正在老挝演绎着一段经商传奇。
由此可见，地利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树挪死，人挪活”。核心症结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和上。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抱负多在从政、从军、从文这三条路上。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财富与欲望像洪水一样席卷过三湘大地，湖南人传统的军、政、文三条路被冲得七零八落，进退失据。
在军、政、文这三者中，军商合流是大忌，军队经商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政商合流直接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贿选和贪腐现象；文商合流则让很多湖南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本来在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化湘军”纷纷弃笔从商，娱乐至上成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诗人刘波。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刘波是何许人也，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神童、诗人、北大博士、季羡林关门弟子、文化产业巨子、拥美在怀……他可以将当今风流于世的很多人甩几条街。我曾同他也有过若干交集。
二十多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两个正部级干部。走过了王府井，拐到胡同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相当高级别的中央领导家，也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
大门打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人出来迎客，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他说：“各位来宾好，我是管家。”
连管家都像省委书记，遑论主人。兜兜转转到了最后一进院子，却看到躺椅上有个前摇后晃、优哉游哉的青年人，看样子不过三十多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一介绍，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刘波，自称是个诗人，也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话说盛世修典，刘波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囊括，希望流传后世。那天他找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