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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实长沙这几年不声不响,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从2001年到2017年,长沙GDP增幅高达惊人的1300%;2001年长沙GDP只有武汉的一半多,现在已经达到了七成多。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撑起了一大片天。2008年长沙适时提出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准确的战略选择让长沙顺利分享了中国大基建时代的红利。
同时,长沙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很低。没有被房地产绑架,这也相当不容易。今天高铁的崛起,使得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长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铁时代的便车,那么前景一片光明。
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种风情了。
“大湘西”大致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族风情。
我做怀化策划时,对于日本为什么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专门研究了一下。
原来,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包括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受降城。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便多民族杂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轰动一时,还有一本描述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也很火爆。这使得湘西剿匪后来居上,超越东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
湘西的剿匪相比东北的剿匪来得更要酷烈些,也更错综复杂。这些都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气重的深刻印象。
湖西为什么出土匪?我认为有自然、人文两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带给外人的是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但如果牵扯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再加上这里民族混杂、山深林密,又处于几省交界处,天不管地不收,产土匪自然不稀奇。当时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丽于其间。
湘西凤凰人沈从文十四岁出去闯荡,漂流于沅江之上,远方青山云雾,近处江水湍湍,很多时候都是跟着船家甚至土匪游荡。日后远赴北京发展的沈从文,一辈子改不掉湘西土话,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烟雨湘西带给了全世界。在近现代的枪火岁月里,远方边城的纯真与爱情成了天籁,拨动无数人的心弦;然而,尽管沈从文有意淡化笼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但不经意间总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残酷的真相。
当然,湘西不只有匪气,更有文气、灵气、铁血气。湘西有沈从文这样精于文墨,笔风简峭,将故乡山水的清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黄永玉这样终身放荡不羁、肆意驰骋的任性画家。
凤凰更出了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筸子军”。古语说:
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筸子军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不但是戚继光抗倭时的主力,还是湘军大战太平天国的铁军。在抗美援朝时期,铁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岭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宝古佬的生猛,抑或湘西“筸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路在何方?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结,每每见面,他们多津津乐道于政军两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毕竟湖南一向有此资本,晚清全国二十二个省,十个省督抚是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政军两界的大员也很多。然而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却说得少了,想来和湖湘人才青黄不接、局势进退失据不无关系。
的确,湖南人面临着有些尴尬的局面:湖南经济不差,但也不算好;风流人物的宝座早已旁落,但又不怎么甘心。
面对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说:从天时上来讲,国家承平日久,既无入侵也无内战,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无用武之地;从地利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外向型经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深处内陆的湖南已经无法继续开风气之先;从人和上来讲,惯出领军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边缘化,其带动效应也日趋式微。最终得出结论:湖南人适合扫天下,不适合治天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湖南人的辉煌到头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首先天时一说就不成立。虽说“无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靠的还是骨子里的血性和家国天下的情怀。从古至今,战乱不休,也不见湖南人有多大声响,直到晚清才冒了出来,所以,说到了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显然有问题。
至于地利说,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内地,的确机会相对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闯得勤。从20世纪50年代初“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广东、闯深圳乃至过海峡,全国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万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万,湖南人就占了350万,四个外地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简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国内,湖南人还跑到了国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挝合作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居住的湖南人有15万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邵东市、邵阳县,多数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来老挝创业。他们分布于老挝各省、市、县、村,几乎涉足了老挝全行业。据当地官方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售额中,湖南人占了90%的份额;同时,老挝手机生意的60%、服装和箱包的50%以上的市场份额,亦是湖南邵东人的天下。在老挝开五金店的老板,十个有九个是邵东人。十万湖南人正在老挝演绎着一段经商传奇。
由此可见,地利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树挪死,人挪活”。核心症结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和上。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抱负多在从政、从军、从文这三条路上。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财富与欲望像洪水一样席卷过三湘大地,湖南人传统的军、政、文三条路被冲得七零八落,进退失据。
在军、政、文这三者中,军商合流是大忌,军队经商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政商合流直接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贿选和贪腐现象;文商合流则让很多湖南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本来在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化湘军”纷纷弃笔从商,娱乐至上成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诗人刘波。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刘波是何许人也,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神童、诗人、北大博士、季羡林关门弟子、文化产业巨子、拥美在怀……他可以将当今风流于世的很多人甩几条街。我曾同他也有过若干交集。
二十多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两个正部级干部。走过了王府井,拐到胡同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相当高级别的中央领导家,也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
大门打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人出来迎客,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他说:“各位来宾好,我是管家。”
连管家都像省委书记,遑论主人。兜兜转转到了最后一进院子,却看到躺椅上有个前摇后晃、优哉游哉的青年人,看样子不过三十多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一介绍,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刘波,自称是个诗人,也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话说盛世修典,刘波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囊括,希望流传后世。那天他找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