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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和军事才华，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
在国共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正面对决。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但他更多学的是私德，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更深刻地学到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
从1853年曾国藩建湘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不到百年，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涌现出的一大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境内所仅见。
如今大家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对外中心上海、广州，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完全够格来讲述近代中国的百年风流。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
三湘四水
讲完纵向的百年风流，我们再横览一下湖南的“三湘四水”。“四水”没有多大争议，指的是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条河流。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三湘”是潇湘、蒸湘、沅湘的简称。也有人说“三湘”是指秦灭楚时，湖南境域内基本就是楚之三郡——洞庭郡（湘中）、黔中郡（湘西）和苍梧郡（湘南）。秦灭楚后，将洞庭郡、苍梧郡合而为一，成为“长沙郡”；又合黔中郡、巫郡为“黔中郡”。后世以湖南境域基本为楚之三郡而称之为“三湘”。
洞庭湖所在的湖南北部偏东地区，地形以湖泊、平原、丘陵为主，明显不同于湖南西部、南部的崇山峻岭。因此，如今也有人把洞庭湖辐射区域称为“湘中”，即湖南的经济文化中心；把西部雪峰山脉地区称为“湘西”；把南部靠近南岭山脉地区称为“湘南”。
偌大的中国，除了老家贵州之外，湖南是我走过省内每个地级市的少数省份之一。多年来我们受湖南各方面委托做了很多策划项目，对这片土地也了解得更加深刻。
长株潭不说，还有开发德国风情小镇的常德、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我们均有涉足。
湖南像一块夹心饼干，总体风格统一之下又各具特色，随便拎出几处都很有韵味。第一片就是以常德为代表的湘北区域。
常德之于湖南，就像潮汕之于广东。常德说的是西南官话。常德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去湖南时就是到的常德，当地人都戏称湖南是“德国人”统治。
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互相提携。湖南人讲起常德的时候，总有点异样的感觉，这点也很像潮汕人。
常德还有一大特色——米粉。米粉可是长江流域中上游几个省份的“硬通货”，云、贵、湘、赣都在争，各执一词，各有所长。其中，常德米粉靠着其精细的制作工艺和精心准备的原料，先是占领长沙，之后又走向中国，真是不能小看。
与常德一样，岳阳同属湘北。不同的是，洞庭湖边的岳阳乃是千古名城。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岳阳，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实，范仲淹根本没有来过岳阳。所谓的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范仲淹就是通过想景留下了这一篇千古绝唱。
因为靠着洞庭湖和长江，千百年来，无论是战乱避祸，还是闯荡求生，来自东西南北的人们穿越中国南北分界，岳阳都是重要的人口中转站，只是现今有些沉寂了。
繁华不再的，还有湘南地区的郴州。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湖南采访时，听到湖南人常说：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我当时就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年来搞策划，我专门去了郴州，发现这里江水丰盈、风景秀美，城市也很漂亮，是一块没有被开发的宝地。
对于前面提到的俗语，很多人的解读是“郴州交通闭塞、疟疾横行”。其实恰恰相反，这句话描述的是郴州骡马古道的繁茂场景。“船到郴州止”是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货船水转陆枢纽，船只到郴州后没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为骡马运输。“马到郴州死”是指，马要日夜驮运大量的货物，劳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说的则是，众多船工、挑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累得像打摆子。
湖南另外一个极具特点的片区就是湘中地区了。
湘中地区“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在古代是南蛮栖居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就是湘中地区的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湘中的山农一直是湘军主力，“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性格使湘军成为了远征劲旅。
前段时间网上有篇很火的文章《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里面就讲到作者老家邵阳的匪帮横行，究其原因，除了他文章中说到的工业崩溃之外，还是和当地民风有很大关系。工业转型是很多地区的痛点，但一言不合就决生死，整座城市陷入黑帮混战，这样的蛮勇斗狠可能还真就邵阳人做得出来。
娄底的涟源、邵阳的邵东，地处湘中腹地。涟源人、邵东人成为了湘商帮中的两支劲旅。仅以经营户逾六万的长沙高桥大市场为例，来自涟源、邵东的商户数量就超过60%。这些商户们从身无分文的山农起家，肩挑背扛，到身家巨富，甚至身家百亿。
20世纪80年代初的湘中山区穷乡僻壤，多少农民承受着山穷水尽、衣食难周之苦。农村经济的落后与生活的艰辛，使他们产生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强烈愿望，一些有胆量的人开始带头弃农从商，离开故土，走出去、闯未来。他们从沿街叫卖、露宿街头、摆地摊开始，走长沙、闯南昌、上义乌、跑重庆、下广州……风雨沧桑、辛酸苦辣。由沿街叫卖到租店批发，由小本生意到大宗买卖。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形成了农民商人聚落，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我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走势》，就是和邵东书商合作的。当时长沙的黄泥街书市还是全国四大书市之首，聚集了上百家书商。这位老兄就是邵东人，于长沙黄泥街起家，辗转到了广东发展。其人虽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但有极其敏感的市场嗅觉。他有一手绝活：从没看过的书随便翻开一页，闭眼一闻，就能闻出这本书大概日后的销量有多少。
我当年火遍中国的《谋事在人》也是他帮我出的，日后他到北京一家出版社担任总经理，出了很多畅销书。他的装帧、设计和风情，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是引领风尚。
他还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纸质书还畅销的年代里，我的书卖得最好的两个省，一是浙江，一是湖南，说明湖南人的确有读书的习惯。
关于长株潭，我也有过深入了解。21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速城市化进程，湖南能量有限、马达不够，想要在国家的“中部崛起”中占据主动，就必须做强做大长沙。然而，长沙本身的体量又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型城市，所以湖南不得不考虑走区域联合的路子，长株潭正好提供了实施的路径。
当时，有关方面请我去做长株潭一体化的策划，甚至还把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五个城市拉到一起，提出“3+5”城市群战略构想。
但即使如此，长沙的气魄天然还是差了武汉一筹，毕竟武汉的水陆大码头、九省通衢的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另外，郑州的崛起对湖南的压力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