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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楚和中原的连接纽带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争霸时选择了武装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这就让周天子对这个迟到的蛮夷国家心怀芥蒂，无论是在封号级别（楚王实际上只是子爵级）上，还是在领土范围上，都对其极尽限制之能事。
对于楚，周始终怀恨在心；而对于周，楚国也始终若即若离，后来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彻底翻脸。楚王不服周的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不怀好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之轻重，可以问乎？可楚庄王偏偏就问了。不仅楚庄王“问鼎”，后来楚灵王、楚顷襄王都一再“问鼎”，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
楚国的强大让秦国都心怀忌惮，并将其视为称霸天下的主要对手。应该说在战国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论地盘、人口、综合国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双雄。秦国虽强，但也奈何不了楚，两国长期对峙；周边的小国白天投靠秦国，晚上站队楚国，正所谓“朝秦暮楚”。
虽然楚国最终还是灭亡于秦之手，而且败得很憋屈，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也广为流传。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陈胜建立“张楚”政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是沛郡丰邑（在秦灭六国前属于楚地，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正是这三个和楚相关的人，最终推翻了秦王朝。
历史上楚国的国土远不止于湖北。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的广阔范围，都曾属于楚国。因此湖北、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过是湖北称“荆楚”、湖南称“湘楚”罢了。相比之下，湖北更多传承了楚文化的精髓，毕竟楚国的国都郢都就在今湖北荆州。湖南人津津乐道的三闾大夫屈原，其实也是湖北人，只是遭到排挤后才被贬谪到湖南，从中也能看出湖北地区在楚国的中心地位。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荆、湘本是一家人。从地形上来看，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连为一体。湖北省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巫山，中南部为平原；与之相对，湖南省则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敞开为平原，二省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结构。
汉代时，今湖南、湖北，还有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统称为“荆州”。到了隋唐时期又改称“鄂州”，今天湖北的简称“鄂”就是来源于此。到了宋太宗末年，天下分为十五路，这里又改名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元世祖至元中期设置“湖广行省”，因其辖境兼及宋代时的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而得名，治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的小部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广西全区，广东茂名以西地区，贵州除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北界扩展至今湖北省界，西部划归贵州省，划出原广南西路地区另置广西省，但省名仍然相沿不改，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将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今天的湖南、湖北，通常仍然称呼总理此二省的总督为湖广总督。
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科举录取分开。对于湖南来说，这是其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但对湖北而言，两湖分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方面来看，湖南的自立都不足以让湖北伤筋动骨，毕竟湖北可是个好地方。
湖北是个好地方
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如果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黄梅县——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智纲智库曾给江西省南昌做战略策划，我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作“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条通道，从河南第一站到达湖北，之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和对岸的江西九江就是这个重要的过江渡口，自然也成了军事重地。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今九江）以防御刘表、曹操。
南印度人达摩（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黄梅-九江这条通道。所以黄梅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几次到访黄梅，当时特地邀请了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熊先生之前也和我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题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即兴赠我的诗。不只诗书畅达，此君身上还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情怀，他送我的书便是自己写的《明朝帝王师》。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他也算是一个奇才。
见微知著，整个湖北都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正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锁钥、枢纽和丹田。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江汉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在这点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也比不过湖北。《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里面唱道：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区市中，湖北可能是水资源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湖北境内全长一千多公里。省会武汉是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将来湖北能在中部经济地带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不过，物产丰富并不意味着无灾无难，湖北还有一句俗语：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正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