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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楚和中原的连接纽带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争霸时选择了武装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这就让周天子对这个迟到的蛮夷国家心怀芥蒂,无论是在封号级别(楚王实际上只是子爵级)上,还是在领土范围上,都对其极尽限制之能事。
对于楚,周始终怀恨在心;而对于周,楚国也始终若即若离,后来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彻底翻脸。楚王不服周的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不怀好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之轻重,可以问乎?可楚庄王偏偏就问了。不仅楚庄王“问鼎”,后来楚灵王、楚顷襄王都一再“问鼎”,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
楚国的强大让秦国都心怀忌惮,并将其视为称霸天下的主要对手。应该说在战国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论地盘、人口、综合国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双雄。秦国虽强,但也奈何不了楚,两国长期对峙;周边的小国白天投靠秦国,晚上站队楚国,正所谓“朝秦暮楚”。
虽然楚国最终还是灭亡于秦之手,而且败得很憋屈,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也广为流传。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陈胜建立“张楚”政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是沛郡丰邑(在秦灭六国前属于楚地,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正是这三个和楚相关的人,最终推翻了秦王朝。
历史上楚国的国土远不止于湖北。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的广阔范围,都曾属于楚国。因此湖北、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过是湖北称“荆楚”、湖南称“湘楚”罢了。相比之下,湖北更多传承了楚文化的精髓,毕竟楚国的国都郢都就在今湖北荆州。湖南人津津乐道的三闾大夫屈原,其实也是湖北人,只是遭到排挤后才被贬谪到湖南,从中也能看出湖北地区在楚国的中心地位。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荆、湘本是一家人。从地形上来看,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连为一体。湖北省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巫山,中南部为平原;与之相对,湖南省则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敞开为平原,二省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结构。
汉代时,今湖南、湖北,还有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统称为“荆州”。到了隋唐时期又改称“鄂州”,今天湖北的简称“鄂”就是来源于此。到了宋太宗末年,天下分为十五路,这里又改名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元世祖至元中期设置“湖广行省”,因其辖境兼及宋代时的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而得名,治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的小部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广西全区,广东茂名以西地区,贵州除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北界扩展至今湖北省界,西部划归贵州省,划出原广南西路地区另置广西省,但省名仍然相沿不改,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将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今天的湖南、湖北,通常仍然称呼总理此二省的总督为湖广总督。
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科举录取分开。对于湖南来说,这是其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但对湖北而言,两湖分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方面来看,湖南的自立都不足以让湖北伤筋动骨,毕竟湖北可是个好地方。
湖北是个好地方
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如果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黄梅县——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智纲智库曾给江西省南昌做战略策划,我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作“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条通道,从河南第一站到达湖北,之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和对岸的江西九江就是这个重要的过江渡口,自然也成了军事重地。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今九江)以防御刘表、曹操。
南印度人达摩(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黄梅-九江这条通道。所以黄梅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几次到访黄梅,当时特地邀请了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熊先生之前也和我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题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即兴赠我的诗。不只诗书畅达,此君身上还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情怀,他送我的书便是自己写的《明朝帝王师》。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他也算是一个奇才。
见微知著,整个湖北都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正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锁钥、枢纽和丹田。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江汉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在这点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也比不过湖北。《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里面唱道: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区市中,湖北可能是水资源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湖北境内全长一千多公里。省会武汉是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将来湖北能在中部经济地带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不过,物产丰富并不意味着无灾无难,湖北还有一句俗语: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正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