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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河南的文中曾写到“黄泛区”给河南带来的深刻影响：周期性的水患导致了泛区人朝不保夕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了。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
“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语中，涉及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每次洪水冲刷过后，“长泛区”的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
当然，这句俗语的产生，可能还和跟码头文化对农耕文明的欺压有很大的关系。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在入江口一带形成天然良港，汉口市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繁华的水陆大码头。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为不顺眼。“又奸又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农耕文明对码头文化的嘲讽和回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总听人说起甘谷，而且是一说起来都大摇其头，说甘谷人不地道。并不是甘谷人真的有多坏，只是由于在铁道线附近，南来北往，商旅众多，甘谷形成了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老实巴交的农民比起来，自然显得精明。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推而广之，今天流传甚广关于湖北人精明算计的揶揄，可能也和这种心态有关。
天下荆襄，江湖武汉
提到湖北，大家总会马上想起武汉。今天的武汉一家独大，不只省内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在全国都称得上头角峥嵘。“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格局的城市在中国都不太多。
武汉在省内一骑绝尘，使得武汉人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我认识的一个武汉人聊起武汉周边市县时，其语气仿佛在谈论东北的铁岭，既遥远又落后，在她眼中武汉就足以代言湖北了。
从经济上来看，武汉一城代言湖北一省或有一定道理，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而言，武汉顶多算是湖北文化版图的鼎立三足之一。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写道：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句话明确指出了襄阳之于天下、武昌之于东南、荆州之于湖广的重要性。所以说，讲湖北绕不开这三座城市。
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那么枢纽当中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
我第一次游历湖北是1982年，大学刚毕业。我第一份出差就是从四川到重庆再到湖北，走水道过三峡顺流而下到宜昌，然后一路从宜昌、荆州沙市到襄樊（今襄阳）。一路走来，我对宜昌印象非常好：街道整洁，餐饮可口，而且街上的姑娘们很水灵。后来去了沙市，印象更好。沙市曾经是租界，因此商业氛围很浓厚，中山路上商店、旅社、餐馆、电影院应有尽有，非常洋气。
出了沙市就开始坐车北上，一路尽是三国古战场。后来到了襄樊，发现它跟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反而很像河南，口音、饮食习惯、民风都属于河南文化的覆盖区。那里的姑娘相比宜昌来说，也略显土气。因此，当时对襄樊没什么感觉。直到后来深入襄阳做了很多项目后，才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
从地貌上来看，襄阳和河南的南阳同属南襄盆地，只不过一者在南，一者在北。从大的地理分界线来看，作为中国南北方分野的秦岭-淮河一线，从西向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汉中，二是襄阳，三是两淮之间的寿县。秦岭一线崇山峻岭、山路崎岖；江淮大地湖泊湿地众多，又有淮河作为防线；唯有居于中间的南襄盆地，一路通达，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襄盆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的十字路口，是连接南北东西的战略要地。它北通中原；南抵江汉；东南有随枣走廊直达武汉；西有汉江河谷，是从中部通往四川的陆路必经之地；西北有武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是秦国出征楚国的必经之地。一旦丢失它，就有丢掉半个中国的危险。在这个路口上，江汉地区乃至南方势力，和中原进行过无数次博弈。无论是楚国“问鼎中原”，还是三国时期多方争夺荆州，抑或是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鏖战，都发生于此。
南襄盆地的最南端就是襄阳。襄阳也肩负着守卫整个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地缘安全的重任，历史上的白起、关羽、岳飞、李自成等名将都曾在此鏖战。《三国演义》共一百二十回，有三十二回发生在襄阳。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至少有一百七十二次发生在襄阳，这个数字确实惊人。
南宋时，蒙古大军入侵，襄阳凭此一城硬抗几十万蒙古军队，前后历时三十八年，双方死伤超过四十万人。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死守襄阳城，这部小说虽是虚构，但襄阳之战却是真实的元灭宋时最激烈的战事之一。襄阳大门洞开后，南宋王朝很快就一败涂地。襄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我去武当山做项目时，路过了一趟襄阳，深深地被汉江之美震撼。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汉江之辽阔丰满，我觉得不逊色于长江；襄阳之沉郁顿挫，也令人动容。其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极富审美价值。一千多年前，襄阳人孟浩然在这里留下诗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通达天下、身经百战的襄阳，在如今英雄迟暮的时代，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武昌之于东南的重要性，一点不比襄阳之于天下差。
长江作为连接整个南方的纽带，战略地位极高。长江在湖北之前水势急湍，尚有天险可扼，一过湖北，江面开始变宽，军队便可顺流而下，直取江东。能不能守住东南的分界点，就是武昌。因此，对于割据东南的政权而言，控制武昌及其周围地区是重中之重。
整个南北朝时期，除了南北之争这个大主题外，南方的区域性战争主要就是湖北与江南之争，很多大规模叛乱都是从湖北发起，顺江而下，直指东南。可以说，谁控制了武昌，谁就能控制江南。
上面讲完了襄阳、武昌，其实，真正的湖广形胜在荆州。
荆州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划“九州”之一，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明确记载。自古以来，割据湖北地区的政权，大多以荆州为首都。楚国曾定都荆州四百多年，南北朝时期的萧绎以江陵为都，隋朝末年的萧铣也以荆州为都。
在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辐射到全国。中国的经济通道基本路线，往北就是洛阳-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阳-南阳-襄阳，从襄阳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的荆州，然后再通过水路到达湖北、湖南各个地区。就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决定了荆州长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
到了元、明时期，武昌从军事要塞转变成经贸中心，以其强大的经济力把相争数百年的襄阳、荆州二镇甩在后面，逐渐取代荆州成为两湖的中心。
曾经的湖北是襄阳、武昌、荆州三足鼎立，今天的湖北却是武汉一家独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就发现，为什么我只说武昌而不提武汉？
因为比起古老的荆州、血性的襄阳，武汉实在太过于年轻。直至清末，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仍然分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在张之洞手上，三镇才开始合流。1927年，三镇正式合并为武汉，距今尚不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