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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重庆，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互相攻讦，却又始终山水相连、水乳交融，最终形成了这幅造化天成的巴蜀太极图。阴阳相济，造化万物，巴蜀双城记的未来也在于此。
从前面的火锅就可以看出，巴蜀文化间的互补性远强于对立性。巴蜀之间的所谓的口水战，更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交流方式。
伴随当下交通环境快速迭代造成的“时空收缩”效应，地理上的劣势被快速弥合，金融流、人流、信息流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巴蜀的合作竞争将不再囿于西南一隅，而是会突围地域限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阔舞台，正期待着巴蜀联合奏响一出更加精彩的阴阳传奇。
日鼓鼓的贵州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三十年间，天翻地覆，王车易位，贵州之变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英雄与时势的辩证法充满了永恒的魅力，贵州这块“豆豉粑”孕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人才，这批人才又赋予了这片土地更深刻的内涵。一省如此，一国亦如此：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是人。
日鼓鼓的贵州人
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聊天气、饮食这些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各自的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都能说两句的话题。
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家乡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很多年。彼时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常常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对于中国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当四十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我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当中，如果贵州真的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世人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其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推出来的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当下这段时间，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任正非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生长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任正非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优点都是承平盛世中出生的人们很难具备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对华为的管理上得到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那几段采访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不过，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然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在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手机铃响，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微信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王老师，龙永图先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先生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俩在一起后，所以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那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演讲完毕后，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你们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你们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与之相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周恩来、蔡元培、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数不胜数。在科举时代，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他们这两位人物，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的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可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