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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重庆,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互相攻讦,却又始终山水相连、水乳交融,最终形成了这幅造化天成的巴蜀太极图。阴阳相济,造化万物,巴蜀双城记的未来也在于此。
从前面的火锅就可以看出,巴蜀文化间的互补性远强于对立性。巴蜀之间的所谓的口水战,更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交流方式。
伴随当下交通环境快速迭代造成的“时空收缩”效应,地理上的劣势被快速弥合,金融流、人流、信息流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巴蜀的合作竞争将不再囿于西南一隅,而是会突围地域限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阔舞台,正期待着巴蜀联合奏响一出更加精彩的阴阳传奇。
日鼓鼓的贵州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三十年间,天翻地覆,王车易位,贵州之变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英雄与时势的辩证法充满了永恒的魅力,贵州这块“豆豉粑”孕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人才,这批人才又赋予了这片土地更深刻的内涵。一省如此,一国亦如此: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是人。
日鼓鼓的贵州人
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聊天气、饮食这些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各自的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都能说两句的话题。
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家乡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很多年。彼时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常常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对于中国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当四十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我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当中,如果贵州真的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世人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其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推出来的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当下这段时间,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任正非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生长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任正非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优点都是承平盛世中出生的人们很难具备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对华为的管理上得到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那几段采访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不过,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然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在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手机铃响,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微信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王老师,龙永图先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先生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俩在一起后,所以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那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演讲完毕后,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你们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你们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与之相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周恩来、蔡元培、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数不胜数。在科举时代,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他们这两位人物,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的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可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