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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场移民潮发生在“三线建设”时。“好人好马上三线。”地处西南边陲，拥有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矿藏丰富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大量企业开始从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等地搬往贵州。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它给贵州带来了超过十八万“三线移民”。这批数量大、群体性强、来自地域广、素质高的外来者，在命运被时代改写的同时，也改写了贵州。其中有两个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位是王小帅，一位是李建忠。
其实贵州与上海渊源很深。我小时候的几位上海老师，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的确良衣服、钢笔、收音机，都是我对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贵州大山里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代价，点燃了苗乡侗寨的文明之光。
作为“三线子弟”的王小帅，从小在贵州长大。然而从《青红》《我11》到《闯入者》，他导演的这些电影中的贵州，有着始终如一的铅灰色天空、杂芜着乡村和陋巷的厂区，以及颟顸的贵州当地人。抛开艺术性不谈，王小帅作为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着骨子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一边用光影记录贵州，一边宣泄着他本人压抑的青春岁月。
另一个成长于贵州的上海人——“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幼年跟随父母来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又回到上海。然而，和王小帅截然相反，李建忠对贵州爱得深沉，处处以贵州人自居、以贵州为荣，以传播贵州文化为己任。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础上，他亲力亲为，推动黔菜走出大山，蜚声上海滩这个国际窗口，他把贵州菜做出了气象，做出了文化。
同是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个“洒向人间都是怨”，一个“洒向人间都是爱”，两者对比颇有意思。
贵州虽然建省时间不长，但故事不少。百族汇苗岭、五州填贵州的迁移史，给贵州带来开放、包容的民风同时，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再加上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他们更是追根溯源，喜欢谈论祖上的荣光，而不认同脚下的贵州大地。这种现象，直到这些年贵州迎来大发展，才渐渐得以改变。
夜郎自大？黔行天下？
《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这真是一段千古奇冤，典故中写得明明白白，因为道路不通，云南滇王再寻常不过的一次追问，躺着中枪的却是旁边的夜郎王。自此“夜郎自大”这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贵州人的头上，而这一扣就是两千多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总结贵州人的特质，从贵州的山川地貌中应该能找到某些线索。
众所周知，贵州多山。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阻隔，永远走不出来；还有一少部分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这种想象力足以穿透时空。
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山头眺望着关山万重，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那时我们家住在大院里，一起住的还有几户人家。其中的一位发小，他父亲在煤矿上当采购员，每个月回来一趟，和他父亲聊天都会成为十三四岁的我难得的精神盛宴。有一次发小向我炫耀他父亲从海边带回来的贝壳和海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一边看贝壳，一边听他父亲讲海上日出、潮起潮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广阔，让我无比向往。长大以后，我专门去了故事里所描述的那片海岸，无比失望，那里只有一小片根本谈不上恢宏的海滩。但童年的故事与贝壳，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颟顸、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一大批贵州人的特质。所以，当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些人走出大山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屈不挠的意志、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现实却是偏远闭塞。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王阳明的故事。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在他的文字中描述的贵州，是一片瘴疠之地。那时我才七八岁，第一次听说什么叫瘴疠。所谓的瘴疠，是由瘴气引起的疾病；瘴气，是指南方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古人认为是传染疟疾、瘟疫的病源。不过，用现代语言来说，瘴气就是云雾缭绕，负氧离子高，是空气质量好的象征。
在卫生条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的身体条件普遍较差，饮食气候也多有不同，再加上很多是贬官至此，心情压抑，自然常有不服水土的现象。从江浙过来的王阳明，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评判，称贵州为瘴疠之地倒也不为过。
贵州作为弱势省份由来已久，以至于很多好东西都被兄弟省份抢走了。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原本就是从贵州的“辣子鸡丁”衍生而来的，我老家那边田间地头的老太太都会炒一手辣子鸡，结果摇身一变却成了川菜名品。
贵州人出去，也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所以，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贵州人走出大山，这批刚走出去的贵州人进退失据、心态失衡是很正常的。
年轻时候的我也一样，因为出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
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他们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演变成山头主义；就连他们最引以为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常说，贵州人先天不足，后天可畏。正如霸蛮是湖南的基因，豁达是四川的空气，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走出村寨、走出乡县、走出市、走出省，甚至走出国门……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幻、天地恢宏，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用一句年轻人说的话：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当然，走出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贵州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炼，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
山外的贵州人往往有两种，一种属于鸵鸟，能不说尽量不说自己是贵州人，即使被迫承认，也必须申明“我爹籍贯何处，我妈籍贯何处，我爷爷籍贯何处”，找到证明自己不是贵州土著的证据。
还有一种则更加勇敢，毫不避讳自己是贵州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曾和龙永图先生专门交流过这个问题：当十个、百个、千个贵州人纷纷成才，当张三、李四、王五都愿意承认我是贵州人时，天下谁敢小看贵州？
最近，我欣慰地发现，贵州人的自我认同感终于有了质的突破，从羞于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到勇于强调自己是贵州人，并且非常抱团，以至于引起周边那些发达省份的嫉妒羡慕，颇有点当年湖南崛起时“无湘不成军”的豪情。
看到这批豪情满怀的年轻黔商们，我非常欣慰。唯独有一点，像我这样早年出来闯荡的贵州人，普通话大多不好，说不来卷舌音，我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设的《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课程里，收到最多的评价就是内容很好，但是口音太重。当我听到这批年轻贵州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时候，反而浑身发痒，别扭极了。这也是所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