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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稀奇古怪”？没见过的山川地貌就是“稀”，说不清的风物习俗就是“奇”，悠远神秘的民族风情就是“古”，没吃过的美食就是“怪”。稀奇古怪，是贵州最突出的生产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荔波的瑶族，一般人认为他们野蛮凶悍，避之不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尚武精神价值连城。北上广的游客们跟着瑶族小伙去打猎，一起带着钻山犬，背着弓箭，三条猎犬咬着一只野猪，肠子都流了一地还不松口，这是城里长大的人绝对没见过的景色。打猎回来，就是狂欢节，在瑶家买米酒，围着篝火烤野猪、野兔，这种体验只可能在荔波这个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再现。
落后的生产力、失落的传承、远逝的文明……诸如此类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是贵州最大的富矿。
因路而生的贵州
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文化记忆的？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的完整“贵州”？这些都是研究贵州时绕不开的问题。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佚在故纸堆中；真正普遍意义上的贵州，可以说是因路而生的。
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
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视角的学术框架切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
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且有过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
在明朝以前，贵州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
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明成祖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
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
但是，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明朝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个是被贬到贵州龙场（修文县治）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他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
另外一个是徐霞客。他壮游天下时路过贵州，也是历史上对黄果树瀑布进行详尽记载（见《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一人。通过他俩零星的描述，贵州才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贵州是一个因路而建的省份。在元代，今天贵州的地域分属于云南、四川、湖广三个行中书省，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来绕道控制云南。到了元末天下大乱，历经磨难的四川损失惨重，人口锐减至原先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依托四川来控制云南变得难以实现。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下，加上大运河的贯通，“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开始出现，要想控制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达湖广是最好的办法。两相权衡之下，元朝政府就开辟了一条东路，叫普安路，就是现在的湘黔线、滇黔线。
明朝时期，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在元朝原已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要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维持这条数千里之遥的漫长驿路，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住这条建于元代的，东起湖广、横贯西南的驿道，明廷在贵州驻扎重兵，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数千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军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器，还带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文化需求，城镇圈、市场圈、文化圈也因此而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不统一带来了诸多麻烦，有时一场官司要三个省来管。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平定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之乱后，废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后来建立了贵州省。按照当时的情况而言，贵州省绝不是因为经济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成立的，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太重要了，必须派军队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的省。
鉴于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这条大通道堪称国之重器，崇祯皇帝曾发动嫔妃捐献首饰也要保护这条路。“天下有两件事情不能放下，一个就是辽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灭亡前夕，崇祯拼命要保的，除了北方边关，就是滇黔大通道。
全世界的历史上为一条路建省是绝无仅有的。奢香夫人、王阳明、奢安之乱、海龙囤、南明小朝廷……这条驿道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山，几乎都有着尘封的故事。为路建省这个重大的国家举措，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南的格局，也几乎重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探索完历史的纵深，如果再横向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贵州文化实际上也分为两层——少数民族层和汉民族层。
贵州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山脉——雷公山。这条山脉绵延将近两百公里，横跨贵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别破碎，形成了通透性、闭塞性并存的坝区文化。这条正好就位于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交汇处的苗岭山脉，也成为了文化的分水岭。以前少数民族经常被汉族打败，陆路走不通，只能找水路走，最后全部在贵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瑶、壮、侗族等。
真正的贵州原住民，其实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办丧事，灵柩上山是不需要“买路钱”的，因为他是原住民，不需要“买路”。其他民族的灵柩上山的话都要“买路钱”，因为他们都是外来户。随着外来少数民族的不断涌入，仡佬族被挤到了犄角旮旯里。但他们确乎是最早的贵州人。
由于荒僻久远，贵州民族交往融合的相关记载并不多，但在残章断简中隐约可见。由于山区特有的封闭性结构，很多山洼里的村寨在几代之后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不过，各民族间很难清晰界定，到如今贵州还有很多说不上名字来的少数民族；在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就占了一大半。贵州的吊脚楼、银首饰、刺绣、蜡染等，不是哪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
虽然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实自明朝之后汉族一直是贵州的主体人群。
历史上贵州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潮。
明朝时，大批军人、商贾的进入，直接改变了贵州的格局。
到了清代，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自然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主要来自三地：一是江西。在现代被严重低估的江西，历史上却是非同一般：在贵州各处水陆码头，势力最大的就是江西会馆。二是湖南。严格地说，湖南人背后也是江西人。三是四川，特别是川东这一块。这些移民到贵州的时间不一样、地域不一样、民族不一样，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贵州的第三场大规模移民潮，是抗战年间由战乱引发的大规模内迁。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们的避难所，这批人被称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贵州的传统生活方式。
第四场移民潮源于解放战争。在解放前，贵州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级决定，让来自山东菏泽的冀鲁豫南下支队和二野五兵团的西进支队，在完成军事任务后直接就地转业，接管贵州。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群体，给贵州的上层建筑带来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