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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意识到加工制造的土地产出过低，已经无法支撑国际都市定位之后，就强势启动了一波制造业北迁。深圳的制造业，首先是从关内转到关外（1982年6月，在深圳经济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立了一道关卡——二关线，它就是指关内、关外的分界线。关内包括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四个区，关外则包括宝安、光明、龙华、龙岗、坪山、大鹏六个区），之后伴随关外土地、房租和用工成本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向临近的东莞溢出。从这个角度讲，华为从市区搬到东莞松山湖，并不是抛弃深圳，而是在同一都市圈内进行资源再配置。制造业会逐渐向都市群外圈移动，核心区高房价留下的是金融与总部经济；东莞多年沉淀的加工制造经验，与深圳形成了完美的配合。
深圳创造、东莞制造，一方面让深圳实现了腾笼换鸟，走向高端产业、产业高端，相同面积的土地，原来收获“土豆”，现在开掘“黄金”；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莞改头换面，大众印象中的东莞就是一个大加工厂，实际上它已经走出了一大批品牌企业。电子行业的OPPO、VIVO，食品行业的徐福记、华美食品，服装行业的都市丽人、以纯等，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莞品牌。相对于东莞中小制造企业的总数量，这些品牌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朵浪花。东莞的品牌塑造，在接下来十年将迎来最好的机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小而美的高品质需求，将为东莞的中小制造业提供难得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东莞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并且这种无缝对接的产业链具有全球的竞争力。可以说，深圳与东莞在这场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实现了真正的双赢。
从生活角度而言，三“生”有幸的表现形式就是同城化，即一小时生活圈：一边享受深圳的发展机遇，一边享受珠海的椰林海风，一边享受着顺德的千年美食，一边享受广州的千年底蕴，生意、生活、生命三不误。
大湾区这几大核心城市的对比，永远是个有趣的话题，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广州和深圳，我是这么说的：广州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极有味道；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无法与广州的根深叶茂相比。生活在广州与生活在深圳的对比，就像深秋去户外游泳，站在岸上看寒潭清冽、水波荡漾，觉得水里冷；待鼓起勇气下水后，再看岸上落叶萧萧、草木摇黄，觉得岸上冷。其实究竟哪里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今天的深圳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隐含着危机——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大幅拉高了深圳的生存门槛。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铁上和街道上很少看到中年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极少有老年人。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心中希冀尚存，而人到中年则更容易认清现实，选择离开。
面对这样的现状，很多人批判深圳的未来被高房价绑架，向上流动空间萎缩，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被彻底扼杀。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国家对深圳一直寄予厚望，所以才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定位，给予众多的利好政策。这些利好的本意，在于助力实体经济、推动创新发展，不能——也不应该——成了房地产的炒作概念，深圳的确应该提高警惕。
不过，总的来说，人的流动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样，企业自然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扩散，部分人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不仅是深圳，香港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区别在于：深圳有广阔的内陆作为腹地，香港的青年则毫无退路，只能坐困愁城。如果说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鱼跃龙门，现在的香港就是玻璃鱼缸，大鱼之下，虾米举步维艰。在深圳，尽管无数年轻人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他们对深圳的未来和自身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以青春赌明天，放手一搏，成败无悔，即使失败了，也有家可归，有乡可回。这个不断逆袭与淘汰、拼搏与进取的过程，使得深圳能够永远年轻。
伴随大湾区3.0阶段的到来，一体化将彻底改变大湾区的格局，核心城市的生存压力会得到极大缓解，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兼顾生意，并且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舒展。这个改变将会在这三五年当中陆续展现出来，其意义非同一般。珠江三角洲很多潜在价值会充分地涌现，比如美食、民宿、民俗文化都会成为大湾区共同的财富。三“生”有幸将会孕育巨大的商机。
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不难看出，除了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方式、地位的经济使命之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将在技术突破、社会治理创新、法律监管加强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
和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三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都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同一种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模式、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其他三大湾区所没有的制度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制度的多样化带来了互补性，如何打破人为的藩篱，使粤港澳大湾区以一种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集两制之利打造三“生”有幸，是它未来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理上的边界、制度上的壁垒确实存在，但人的勇气、智慧与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
“3+1”改变中国
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在本文收尾之际，我想用“3+1”来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讲，大湾区的崛起之路，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从传统且发育不全的制造业弱国到世界工厂的艰难转型之路。解读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我们又能得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内在规律呢？我想同样可以用“3+1”来总结。
第一，逼出来的改革。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不可能走到今天。所谓的“逼”，无非就是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让效率优先成为共识。
第二，放出来的活力。想要提高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有求必应、无需不扰。这种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并非削弱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越是自由高效的市场，越需要高度负责的政府，政府与市场两“场”统筹，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互不打扰，互相成就，活力自然得以释放。
第三，摸出来的市场。指导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而价值法则的载体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压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规律，因为它是效率的发动机。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最大的效率。四十多年来，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内在逻辑——市场化。
昨天的中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小则需要补课，大则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甚至把中国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今，民粹主义的思潮在全世界泛起，中国的外部环境难言乐观，我们自己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正是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才使得中国能够堂堂正正地与世界对话，我们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