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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多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人性。
一个朋友讲的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新一代iPhone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一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24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
三四十年前洗脚上岸的农民工、今天的富士康工人，为什么都如此敬业？是因为道德水准高吗？无非人性古今皆同罢了。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光辉温暖的温室花园，而是充满残酷搏杀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洁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了盛极一时的美国西部片——黄沙与烈酒共舞、牛仔与恶徒相伴的美国西部，是人性的地狱，也是野心家的天堂。但摆脱文学视角，从大历史观来看，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大开发，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美国登上世界之巅的基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大湾区，正如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沧海横流的年代，英雄辈出的舞台，激发起了中国人压抑了许久的精气神。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这种对不合理、非均衡社会现象的极大程度容忍，体现在诸多方面：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与突破……这样的容忍使大湾区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大湾区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
总结大湾区四十多年生成史，关键词是“生态”。这个运转正常的生态体系就像是一把筛子：米往哪里走、糠往哪里走、石头往哪里走，各归其位。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大湾区生态的一部分。
对政府来说，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对于湿地而言，维持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职能之一。至于湿地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在政府和企业的宏大视角之外，对于每一个希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抓住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家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甚至改变了世界。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50后这批被耽误的一代精英的长期积蓄能量的释放，8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60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摆脱世代种地的强烈愿望，90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70后的一群普通大学生受改变阶层命运的理想驱使，那么21世纪最初十年的大湾区动力就是80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不愁吃喝群体的创造力的爆发。到如今，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依旧如同潮水一般不停地朝这片热土涌来。一代代创业者也在这片土地上崛起，消费品、房地产、互联网成为他们新的主战场。金钱永不眠，欲望永不眠，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是人性的激荡。
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人性的水推动了大湾区的船，顺水行舟最终成就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生态，这正是大湾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大湾区的来世：生意、生活、生命
讲完了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更多人可能更关心大湾区的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究竟能否超越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引领世界？深圳能否引领大湾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热土在哪里？这是所有关注大湾区的人都关心的三大问题。大湾区的来世也隐藏于其中。
从规模上看，大湾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将会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资本大鳄齐聚，可以说是“财力”强;旧金山湾区最强的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顶尖人才汇集，可以说“人力”强；东京湾区的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是制造业、工业文明的代言，可以说“物力”强。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地位呢?
在财、人、物之外，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场”，即一个超级国度所构成的具有巨大单一体量的“超级市场”。市场大就厉害吗?当然不是，核心还是“连结”和“转化”。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上，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要扮演的角色，是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是内外转换的“超级市场转换器”。
从1.0阶段的“请进来，走出去”，到2.0阶段的“核心城市异军突起”，再到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优质生活圈共建为标志，成为集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国际活动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信息中心、交通枢纽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群。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3.0阶段。
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取代了原有“珠三角”和“泛珠”等提法，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更名可谓内蕴深远：“大湾区”三个字，展示比肩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的雄心；“粤港澳”三个字，明确了区域一体化的路径。广东学习借鉴港澳制度透明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进因素，破除壁垒，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在大湾区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一体化。
作为城市演进的终极形态，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要素流通，要素流通的前提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大湾区内部，海运、空运、高铁、城轨、地铁组成的多式联运交通网络，是提振大湾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当前城市竞争的关键在于规模效应、满足需求的时效性，而交通枢纽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的关键。从商贸物流到人文交流，从产业创新到产业协同，从物理距离到全面互联互通，拥有多种重要交通方式的枢纽区域将成为下一步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写大湾区的经济版图。
伴随交通条件改善，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旅康养等生活要素的流动，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红利。这种红利，我把它总结为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
从生意上来讲，深、莞双城记正是典型案例。201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他认为深圳将会超越“硅谷”的原因在于：“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