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化曙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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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
明初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它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是地主军队）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每天杀城里的老百姓吃。龙凤三年（1357）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2)如颍州，从元末韩咬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3)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4)。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5)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6)洪武三年（1370），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7)到洪武十五年（1382）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1388）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三十年（1397）常德、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8)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9)洪武十年（1377），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十七年（1384）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10)
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让老百姓喘一口气，把力量投入生产。(11)集中力量，振兴农业，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人力的不足。兴修水利，种植桑棉，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税，遇灾荒优免租粮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困难。此外，还设立预备仓、养济院等救济机关。
他常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12)又说：“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致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13)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粮食布帛棉花、人力都靠农民供给，农业生产如不恢复和发展，这个政权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十六年（1383）迁广东清远瑶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为繁荣起义根据地及其附近的措置。二十一年（1388）八月山东、山西人口日繁，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二十二年（1389）以两浙民众地狭，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处起耕。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十五年（1392）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二十七年（1394）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种荒田。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到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政府收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处，屯田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14)凡移民垦田都由政府给予耕牛种子路费。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15)又令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复业人民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为业。见今丁多而原来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16)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二十八年（1395）令，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鼓励人民大力开垦。(17)
也有从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到内地屯垦的，如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充军的给衣粮，为民的给田土。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个，开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此外，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为他们帮着张士诚抵抗，还不断说张王好话。(18)洪武十五年（1382）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种苜蓿。(19)二十二年（1389）命户部起山东流民居京师，人赐钞二十锭，俾营生业。(20)二十八年（1395）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21)
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十四万户富民被强迫迁住凤阳，离开了原来的乡里田舍，还不许私自回去。此举动对于当时东南地主阶级是极大的打击。旧社会的旧统治阶级离开了原来占有的土地，同时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作用。相对地，以朱元璋为首的新统治阶级却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地区人民的控制。这十几万家富户从此以后，不敢公开回原籍，便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老幼男妇，散入江南诸郡村落乞食，到家扫墓探亲，第二年二三月间又回到凤阳。年代久了，也就成为习惯。五六百年来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艺术。歌词是：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22)
朱元璋在克集庆后，便注意水利。到建国以后，越发重视，用全国的财力人力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洪武元年（1368）修江南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四年（1371）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以溉田万顷。六年（1373）开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泾千二百余丈；以通海船。八年（1375）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县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九年（1376）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二年（1379）修陕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居民从此才有甜水可吃。十四年（1381）筑海盐海塘，浚扬州府官河。十七年（1384）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余石，修江南江都县深港坝河道。十八年（1385）修筑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堤岸。十九年（1386）筑福建长乐海堤。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余丈，役夫二十五万人。疏四川永宁所辖水道。二十四年（1391）修浙江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灌田数万顷。二十五年（1392）凿江南溧阳银墅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二十七年（1394）浚江南山阳支家河。凿通广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里的南北二江，设石陡诸闸。二十九年（1396）修筑河南洛堤。三十一年（1398）修治洪渠堰，浚渠十万三千余丈。这些规模巨大的用人力到几十万人的工程，没有统一的安定的全国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设想的。除此以外，朱元璋还要全国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对水利的建议，必须即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特别嘱咐工部工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灾涝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生和人才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二十八年（1395）总计全国郡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23)，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24)
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是增加谷物产量，增加国家租税的主要措施。也就是经过革命斗争后，政府不得不稍微对农民让步的具体表现。此外，朱元璋还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增产，主要的是桑麻木棉和枣柿栗胡桃等。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25)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果以后再征税。二十四年（1391）于南京朝阳门钟山之麓，种桐、棕、漆树五千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为修建海船之用。(26)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物，以备岁歉。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必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执行的情况，如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1395）的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27)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征赋。(28)作为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违者降罚。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必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勤农务本的道理。(29)颁发教民榜文说：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30)
洪武元年（1368）下诏田器不得征税。(31)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遣官往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32)二十八年（1395）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33)各地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反复告以兴作不违农时的道理，等秋收农隙时兴工。(34)对农业增产有成绩的地方官，加以擢升。如太平知府范常积极鼓励农民耕作，贷民种子数千石，到秋成大丰收，官民都庾廪充实。接着兴学校，延师儒，百姓很喜欢。召为侍仪。(35)陶安知饶州，田野开辟，百姓日子过得好，离任时，百姓拿他初来时情况比较，歌颂他：“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南丰百姓也歌唱典史冯坚：“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36)农村里呈现一片繁荣欢乐的气象。
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1369）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恨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蠢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7)四年（1371）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1392）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38)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39)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来朝时又特别告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40)违法的按法惩办。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法办，很少人做到任满。(41)
苏、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1380）下诏减削。(42)凡各地闹水旱灾荒歉收的，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赈米和布、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存贮粮食以备救灾。设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以医药。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二。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二十六年（1393）又令户部，授权给地方官在饥荒年头，得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43)
几十年的安定生活，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的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恢复，而且大大发展了。
第一表现在垦田数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1368）到十三年（1380）的逐年增加的垦田数目来做例：
洪武元年（1368） 七百七十余顷
二年（1369） 八百九十八顷
三年（1370） 二千一百三十五顷（山东、河南、江西的数字）
四年（1371） 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二顷
六年（1373） 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顷
七年（1374） 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八年（1375） 六万二千三百八顷
九年（1376） 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四顷
十年（1377） 一千五百十三顷
十二年（1379） 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顷
十三年（1380） 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到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为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五顷。增垦面积的数字占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数字的二分之一。由此可知，洪武元年（1368）的全国已垦田面积不过一百八十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领土四川和云贵等地）。再过十年，十四年（1381）的数字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44)经过多年的垦辟和大规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1393）的数字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45)比十四年（1381）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万顷，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六百七十万顷。
第二表现在本色税粮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46)，二十三年（1390）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石(47)，二十四年（1391）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48)，二十六年（1393）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49)。二十六年（1393）比十八年（1385）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50)历史家记述这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51)
第三表现在人口数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52)二十六年（1393）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53)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54)；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
第四表现在府县的升格，明制以税粮多少定府县等级：县分上、中、下三等，标准为田赋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标准为田赋二十万石以上、二十万石以下、十万石以下。(55)从洪武八年（1375）起，因为各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垦田和户口的增加，田赋收入增加了，不断地把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数超过三十八万石，八年（1375）正月升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十五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增加，三月升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升为中府，明州之鄞县升为上县。山东莱州税粮不及，降为中府。(56)扬州残破最重，经过八年时间，已经恢复到收田赋二十万石以下的中府了，从这个名城的恢复，可以推知全国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第五表现在粮食的增产，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种植，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另一方面农民所增加的购买力又促进和刺激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新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和批发绸缎棉布行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