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化曙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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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
明初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它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是地主军队)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每天杀城里的老百姓吃。龙凤三年(1357)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2)如颍州,从元末韩咬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3)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4)。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5)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6)洪武三年(1370),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7)到洪武十五年(1382)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1388)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三十年(1397)常德、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8)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9)洪武十年(1377),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十七年(1384)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10)
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让老百姓喘一口气,把力量投入生产。(11)集中力量,振兴农业,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人力的不足。兴修水利,种植桑棉,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税,遇灾荒优免租粮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困难。此外,还设立预备仓、养济院等救济机关。
他常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12)又说:“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致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13)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粮食布帛棉花、人力都靠农民供给,农业生产如不恢复和发展,这个政权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十六年(1383)迁广东清远瑶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为繁荣起义根据地及其附近的措置。二十一年(1388)八月山东、山西人口日繁,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二十二年(1389)以两浙民众地狭,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处起耕。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十五年(1392)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二十七年(1394)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种荒田。二十八年(1395)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到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政府收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处,屯田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14)凡移民垦田都由政府给予耕牛种子路费。洪武三年(1370)定制,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15)又令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复业人民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为业。见今丁多而原来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16)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二十八年(1395)令,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鼓励人民大力开垦。(17)
也有从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到内地屯垦的,如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充军的给衣粮,为民的给田土。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个,开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此外,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为他们帮着张士诚抵抗,还不断说张王好话。(18)洪武十五年(1382)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种苜蓿。(19)二十二年(1389)命户部起山东流民居京师,人赐钞二十锭,俾营生业。(20)二十八年(1395)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21)
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十四万户富民被强迫迁住凤阳,离开了原来的乡里田舍,还不许私自回去。此举动对于当时东南地主阶级是极大的打击。旧社会的旧统治阶级离开了原来占有的土地,同时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作用。相对地,以朱元璋为首的新统治阶级却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地区人民的控制。这十几万家富户从此以后,不敢公开回原籍,便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老幼男妇,散入江南诸郡村落乞食,到家扫墓探亲,第二年二三月间又回到凤阳。年代久了,也就成为习惯。五六百年来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艺术。歌词是: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22)
朱元璋在克集庆后,便注意水利。到建国以后,越发重视,用全国的财力人力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洪武元年(1368)修江南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四年(1371)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以溉田万顷。六年(1373)开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泾千二百余丈;以通海船。八年(1375)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县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九年(1376)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二年(1379)修陕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居民从此才有甜水可吃。十四年(1381)筑海盐海塘,浚扬州府官河。十七年(1384)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余石,修江南江都县深港坝河道。十八年(1385)修筑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堤岸。十九年(1386)筑福建长乐海堤。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余丈,役夫二十五万人。疏四川永宁所辖水道。二十四年(1391)修浙江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灌田数万顷。二十五年(1392)凿江南溧阳银墅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二十七年(1394)浚江南山阳支家河。凿通广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里的南北二江,设石陡诸闸。二十九年(1396)修筑河南洛堤。三十一年(1398)修治洪渠堰,浚渠十万三千余丈。这些规模巨大的用人力到几十万人的工程,没有统一的安定的全国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设想的。除此以外,朱元璋还要全国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对水利的建议,必须即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特别嘱咐工部工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灾涝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生和人才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二十八年(1395)总计全国郡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23),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24)
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是增加谷物产量,增加国家租税的主要措施。也就是经过革命斗争后,政府不得不稍微对农民让步的具体表现。此外,朱元璋还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增产,主要的是桑麻木棉和枣柿栗胡桃等。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25)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果以后再征税。二十四年(1391)于南京朝阳门钟山之麓,种桐、棕、漆树五千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为修建海船之用。(26)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物,以备岁歉。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必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执行的情况,如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1395)的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27)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征赋。(28)作为官吏考绩的主要内容,违者降罚。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必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做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勤农务本的道理。(29)颁发教民榜文说: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30)
洪武元年(1368)下诏田器不得征税。(31)四年(1371)、二十五年(1392)遣官往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32)二十八年(1395)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33)各地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反复告以兴作不违农时的道理,等秋收农隙时兴工。(34)对农业增产有成绩的地方官,加以擢升。如太平知府范常积极鼓励农民耕作,贷民种子数千石,到秋成大丰收,官民都庾廪充实。接着兴学校,延师儒,百姓很喜欢。召为侍仪。(35)陶安知饶州,田野开辟,百姓日子过得好,离任时,百姓拿他初来时情况比较,歌颂他:“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南丰百姓也歌唱典史冯坚:“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36)农村里呈现一片繁荣欢乐的气象。
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1369)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恨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蠢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7)四年(1371)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1392)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38)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39)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来朝时又特别告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40)违法的按法惩办。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法办,很少人做到任满。(41)
苏、松、嘉、湖田租特别重,洪武十三年(1380)下诏减削。(42)凡各地闹水旱灾荒歉收的,蠲免租税。丰年无灾荒,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赈米和布、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存贮粮食以备救灾。设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以医药。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许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二。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二十六年(1393)又令户部,授权给地方官在饥荒年头,得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43)
几十年的安定生活,休养生息,积极鼓励生产的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但恢复,而且大大发展了。
第一表现在垦田数目的增加,以洪武元年(1368)到十三年(1380)的逐年增加的垦田数目来做例:
洪武元年(1368) 七百七十余顷
二年(1369) 八百九十八顷
三年(1370) 二千一百三十五顷(山东、河南、江西的数字)
四年(1371) 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二顷
六年(1373) 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顷
七年(1374) 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八年(1375) 六万二千三百八顷
九年(1376) 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四顷
十年(1377) 一千五百十三顷
十二年(1379) 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顷
十三年(1380) 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到洪武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总数为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五顷。增垦面积的数字占十四年全国官民田数字的二分之一。由此可知,洪武元年(1368)的全国已垦田面积不过一百八十多万顷(不包括东北、西北未定地方和夏的领土四川和云贵等地)。再过十年,十四年(1381)的数字为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44)经过多年的垦辟和大规模全面的丈量,二十六年(1393)的数字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45)比十四年(1381)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四万顷,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六百七十万顷。
第二表现在本色税粮收入的增加,洪武十八年(1385)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八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七石(46),二十三年(1390)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石(47),二十四年(1391)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48),二十六年(1393)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49)。二十六年(1393)比十八年(1385)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50)历史家记述这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51)
第三表现在人口数字的增加,洪武十四年(1381)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52)二十六年(1393)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53)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54);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
第四表现在府县的升格,明制以税粮多少定府县等级:县分上、中、下三等,标准为田赋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府也分三等,标准为田赋二十万石以上、二十万石以下、十万石以下。(55)从洪武八年(1375)起,因为各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垦田和户口的增加,田赋收入增加了,不断地把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数超过三十八万石,八年(1375)正月升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十五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增加,三月升为中府。十二月以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升为中府,明州之鄞县升为上县。山东莱州税粮不及,降为中府。(56)扬州残破最重,经过八年时间,已经恢复到收田赋二十万石以下的中府了,从这个名城的恢复,可以推知全国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第五表现在粮食的增产,特别是桑麻棉花和果木的普遍种植,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另一方面农民所增加的购买力又促进和刺激了商业市场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新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和批发绸缎棉布行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