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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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从中国传到欧洲、东南亚、日本和世界各地。到15世纪，中国又从安南（今越南）、葡萄牙、日本等国输入各种使用火药的火器。
明代最早的火器是从安南传来的，叫作神机枪、炮。
神机枪、炮用熟铜或生、熟赤铜相间铸造。也有用铁的，最好的是建铁，其次是西铁。大小不等，大的用车发，次和小的用架用桩用托，是当时行军的要器。明成祖非常重视这个新武器，特别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叫神机营，并设监枪太监，是京军三大营之一。
永乐十年（1412）下令从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等山顶，都安放五个炮架，二十年又增设了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地以御敌。(64)缺点是临时装火药，一发之后，装第二发要花很多时间。虽然威力大，敌人摸透了情况，临阵就趴在地下，到神机枪打出之后，立刻冲锋，火器就无从施展威力了。(65)
古代战争是人和人面对面站着打的，有了远距离的火器以后，就非卧倒、趴在地下不可了。武器的改进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方法。同时，在战争中战将和战士的武艺的比重，也逐渐为使用远距离的火器的熟练程度所代替了。
第一个帮助明成祖制造神机枪的是安南人黎澄。(66)
第二个是佛郎机。佛郎机即今葡萄牙。1517年葡萄牙商船到广东通商，白沙巡检何儒买了他们的炮，就叫这种炮作佛郎机。用铜制造，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部有长孔，藏子铳五个，装火药在腹中，射程达到一百多丈，是水战的利器。
1519年宁王宸濠反，福建莆田乡官林俊得到消息，连夜派人用锡做了佛郎机的模型和火药配方，送给统帅王守仁，送到的时候，王守仁已经把宸濠俘虏了，没有用上。(67)到1529年才正式制造，叫作大将军，发给各边镇用于防守。(68)
倭寇侵扰中国，又从日本传入鸟嘴铳。唐顺之记其形制说：
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都是嘉靖时的新武器，鸟嘴铳最后出，也最厉害。铳以铜、铁为管，用木杆装管。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用手握铳，点燃药线。管背安雌雄两臬（瞄准器），用眼睛对臬，用臬对准所要射击的目标，对准了才发射，要打敌人的眉毛鼻子，没有一失。快于神机枪，准于快枪，是火器中的最好的东西。(69)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鸟铳的制造方法很详细，说鸟雀在三十步内被铳击，羽肉皆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百步以外，铳力微弱，便不行了。
到明末，又传入红夷炮，长两丈多，重的到三千斤，能够打穿城墙，声闻数十里。天启元年（1621）兵部建议，招寓居澳门，精于火炮的西洋人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来内地制造铳炮。制成后命名为大将军，并派官祭炮。1630年又派龙华民、毕方济到澳门买炮和招募炮手，西洋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带领西洋人多名带铳炮应募，参加宁远、涿州等战役。(70)1626年明将袁崇焕守宁远，和清军作战，用红夷炮轰击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著名的宁锦大捷。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炮打伤致死的。1631年明将孔有德带着红夷炮投降清军，1632年清也开始造炮。
现在陈列在北京故宫午门左右阙门的几尊古老的大炮，就是明、清战争的遗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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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2)《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
(3)按《明史·职官志》五：“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
(4)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5)《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卷七六《职官志》五：“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趾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诸印洪熙元年（1425）制颁］。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
(6)《明史》卷一四五《张玉传》：“帝尝谓英国公辅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辅顿首言蒙上恩，借近侍，然皆奢侈。独从兄侍郎信贤可使也。帝召见信曰：是英国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
(7)敖英《东谷赘言》下：“我国初都督府军数，太仆寺马数，有禁不许人知。”
(8)陈衍《槎上老舌》：“祖制五府军外人不得预闻，唯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埜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惧疏谢。”《明史》卷六九《兵志》一：“先是京师立神机营，南京亦增设，与大小二教场同练军士，常操不息，风雨方免，有逃籍者。宪宗命南给事御史时至二场点阅。成国公朱仪及太监安宁不便，诡言军机密务，御史诘问名数非宜。帝为罪御史，仍令守备参赞官阅视，著为令。”
(9)《明史》卷九一《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兵部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
(10)《大明会典》卷一二九至一三〇各镇分例。
(11)《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癸酉，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
(12)陆容《菽园杂记》八：“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
(13)黄佐《双槐岁钞》四：“齐（泰）黄（子澄）奸恶九族外亲姻连亦皆编伍，有遍一县连蔓尽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
(1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乙未，诏曰：军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为军，乱籍以扰吾民者禁止之。”
(15)宋濂《宋学士文集》补遗三《棣州高氏先莹石表辞》：“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给其衣费，谓之封桩钱。”这名称到明代也仍沿用。
(16)《明史》卷二三《潘埙传》：“故事每海军一，佐以余丁三。”
(17)《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北河池营卒以千户吴钦革其帮丁，驱而缚之竿。帮丁者操守卒给一丁资往来费也。”
(18)《明史》卷一七七《李秉传》：“景泰二年（1451）言：军以有妻者为有家，月饷一石。无妻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无妻，概以无家论，非义，当一体增给。从之。”同书卷二〇五《李遂传》：“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
(19)《明史》卷一八五《吴世忠传》：“弘治十一年（1498）言：国初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同书卷八九《兵志》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因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
(20)《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同书卷一九三《费宏传》：“太仓无三年之积，而冗食日增，京营无十万之兵，而赴工不已。”卷一九四《梁材传》：“嘉靖六年（1527）时修建两宫七陵，役京军七万，大役频兴，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郭勋籍其不至者，责输银雇役，廪食视班军。”
(21)《明史》卷一八〇《张宁传》：“景泰七年（1456）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
(22)《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天启二年（1622）疏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今不知又增几倍？”
(23)《明成祖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1407）六月辛卯，御史蒋彦禄言：国家养军士以备攻战。暇则教之，急则用之。今各卫所官夤缘为奸，私家役使，倍蓰常数。假借名义以避正差，贿赂潜行，互相蔽隐。”
(24)《明史》卷一七七《年富传》：“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各置庄田于边境，岁役军耕种。”
(25)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一九《上边议八事》：“今沿边之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弘治十七年（1504）召见大夏于便殿……问军，对曰：穷与民等。帝曰：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对曰：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六：“正统二年（1437）十月辛亥，直隶巡按御史李奎奏：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
(26)《明史》卷一六四《曹凯传》：“景泰中擢浙江右参政。时诸卫武职役军办纳月钱，至四千五百余人。”同书卷一八〇《汪奎传》：“成化二十一年（1485）言：内外座营监枪内官增置过多，皆私役军士，办月钱。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将亦多私役健丁，行伍唯存老弱。”甚至余军亦被私役，《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壬申，兵科给事中刘斌奏：近数十年典兵官员既私役正军，又私役余丁。甚至计取月钱，粮不全支。是致军士救饥寒之不暇，尚何操习训练之务哉！”
(27)《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三年（1438）九月丙戌，行在兵部奏：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今所清出，十无二三。未几又有逃故，难以遽皆停止。”
(28)《筹海图编》卷一一《实军伍》，兵部尚书张时彻云：“（卫军）无妻者辄罢革。”《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
(29)《大明会典》卷一五五《兵部三八·军政二·册单》：“凡大造之年，除军黄总册照旧攒造外，又造兜底一册，细开各军名贯，充调来历，接补户丁，务将历年军册底査对明白，毋得脱漏差错。又别造类姓一册；不拘都图卫所，但系同姓者摘出类编。又别造类卫一册，以各卫隶各省，以各都隶各卫，务在编类详明，不许混乱。其节年问发永远新军亦要附入各册，前叶先査概县军户总数以递合图，以图合都，以都合县。不许户存户绝，有无勾单，务寻节年故牍，补足前数。每于造册之年，另造一次，有增无减，有收无除。每县每册各造一样四本，三本存各司府州县，一本送兵部备照。册高阔各止一尺二寸，不许宽大，以致吏书作弊。”按军黄《明史》及《明史稿·兵志》均作军贯，今从《会典》。
(30)《明史》卷九二《兵志》清理军伍。同书卷一三八《陈修传》：“翟善迁吏部尚书，帝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
(31)《明史》卷一四二《陈彦回传》：“彦回莆田人。父立诚为归安丞，被诬论死，彦回谪戍云南，家人从者多道死，唯彦回与祖母郭在。会赦又弗原，监送者怜而纵之，贫不能归，依乡人知县黄积良。……彦回后擢徽州知府。……当彦回之戍云南也，其弟彦囦亦戍辽东。至是诏除彦回籍。”按以罪谪戍者，如罪不至全家，经请求得由子弟代役，《明史》卷一四三《高巍传》：“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周缙传》：“遣戍兴州，有司遂捕缙械送戍所。居数岁，子代还。”
(32)《明史》卷二八一《赵豫传》，同上《张宗琏传》：“朝遣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三《崔巡抚辩诬记》：“宣德初所谓军政条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苏、常等府。立既刻薄，济以苏倅张徽之凶暴，专欲括民为军。民有与辩者，徽辄怒曰：汝欲为鬼耶？抑为军耶？一时被诬与死杖下者，多不可胜数。苏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与抗也。”
(33)顾起元：《客座赘语》二《勾军可罢》：“南都各卫军在卫者，余尝于送表日见之。尪羸饥疲，色可怜，与老稚不胜衣甲者居大半。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脱有事而责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系祖军，死则其子孙或其族人充之，非盲瞽废疾，未有不编于伍者。又户绝必清勾，勾军多不乐轻去其乡，中道辄逃匿，比至又往往不习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且勾军之害最大，一户而株累数十户不止。比勾者至卫所，官卫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窜。”
(34)《明史》卷一四五《朱能传》：“朱勇以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请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
(35)《刘忠宣公集》卷一《乞休疏》中语。
(36)《明史》卷一六五《丁瑄传》：“当是时浙闽盗所在剽掠为民患，将帅率玩寇，而文吏励民兵拒贼往往多斩获。闽则有张英王得仁之属，浙江则金华知府石瑁擒遂昌贼苏才。处州知府张佑击贼众，擒斩千余人。”
(37)《明史》卷一六五《叶祯传》卷一七七《叶盛传》：“天顺二年（1458）巡抚两广，时两广盗贼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杀平民冒功，民相率从贼。”
(38)狼兵和土兵是湖南、广西一带土司的军队，参看《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和毛奇龄《蛮司合志》。
(39)《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正德五年（1510），保宁贼起。官兵不敢击，潜蹑贼后，馘良民为功，土兵虐民尤甚。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鬀。”
(40)《明史》卷一八七《陈金传》：“正德六年（1511），江西盗起。金以所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土兵，累破剧贼。然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有巨族数百口阖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十艘去。民间谣曰：土贼尤可，土兵杀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为禁。”
(41)蒙古降人和内地的土著蒙古人。
(4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兵制论》：“正德末始令郡县选民壮。弘治中制里佥二名若四五名。有调发官给行粮。正德中计丁粮编机兵银，人岁食至七两有奇，悉赋之民。此之谓机（兵）快（手）民壮，而兵一增，制一变。又久备益弛，盗发雍豫，蔓延数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为长征之军，而兵再增，制再变。屯卫者曰：我乌知兵，转漕耳。守御非吾任也。故有机壮而屯卫为无用之人。民壮曰：我乌知兵，给役耳。调发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壮为无用之人。”
(43)《明史》卷一五七《杨鼎传》：“也先将寇京师，诏以监察御史募兵兖州。”同书卷一六《石玮传》：“景帝即位，出募天下义勇。”卷一七五《白圭传》：“陷土木脱还，景帝命往泽州募兵。”按同书卷一六四《左鼎传》：“初京师戒严，募四方民壮分营训练，岁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建议编之尺籍。（练）纲等言：招募之初，激以忠义，许事定罢遣。今展转轮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实迫寒馁。岂可遽著军籍！边方多故，倘更招募，谁复应之。诏即除前令。”此为景泰四年（1453）事，距招募入伍时已五年。似乎这次所募的大部分是各地民壮，虽未著录于中央军籍，却已入伍四五年，编营训练，其性质和后来的兵相同了。至于《杨鼎传》和《白圭传》所记的募兵，当即为和军对称并行的兵，并非地方的民壮。又募兵须由中央，地方长官不得擅募。《明史》卷一六四记李信以擅募被劾可证：“景泰中曹凯擢浙江右参政。镇守都督李信擅募民为军，糜饷万余石。凯劾奏之。信虽获宥，诸助信募军者皆获罪。”传中军当作兵。
(44)《明史》卷二〇五《李遂传》：“振武营者（南京）兵部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以给饷逾期哗变）遂奏调振武军护陵寝，一日散千人。”
(45)《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募盐徒骁悍者为兵。”
(46)《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朱先募海滨盐徒自为一军。”
(47)《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嘉靖四十二年（1563），惠州府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
(48)《明史》卷二〇四《翟鹏传》：“嘉靖二十一年（1542），起鹏宣大总督。……修边墙……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
(49)《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入卫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之势。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至加派日增，军民两困。”
(50)《明史》卷二三七《冯应京传》：“辽阳陷，时议募兵。何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
(51)《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刘国缙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人，逃亡过半。”并参阅《熊襄愍公集》卷四《新兵全伍脱逃疏》。
(52)《明史》卷二六四《李梦辰传》：“崇祯六年（1633）冬……累迁本科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玘、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汎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留，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
(53)《明史》卷一五七《柴车传》：“宣德六年（1431），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卷一七六《商辂传》：“塞上腴田率为势豪占据，辂请核还之军。”卷一五五《蒋贵传》：“成化十年（1474），蒋琬上言：大同、宣府诸塞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卷一八〇《张泰传》：“弘治五年（1492）泰言：甘州膏腴地，悉为中官武臣所据，仍责军税。城北草湖，资戍卒牧马，今亦被占。”卷二六二《孙传庭传》：“崇祯九年（1636）……西安四卫旧有屯田二万四千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
(54)侯朝宗《壮悔堂文集》卷四《代司徒公屯田奏议》：“（诸阃帅荫职以）肥区归己，而以其瘠硗者移之军士，久则窜易厥籍，而粮弥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势要，而欺隐遂多。欺隐多于是不得不摊税于佃军，而包赔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鲜乐耕，野多旷土，职此之繇。”
(55)《明史》卷二〇八《黎贯传》：“嘉靖二年（1523）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
(56)《明史》卷二〇〇《孙应奎传》：“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
(57)《明史》卷二二四《宋传》：“万历十四年（1586）迁户部尚书。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
(58)《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划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
(59)《明史》卷二二〇《王遴传》：“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团，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卷二三七《万象春传》：“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卷二二〇《赵世卿传》：“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犹以为少。……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卷二四〇《朱国祚传》：“万历二十六年（1598）诏旨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王德完传》：“今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卷二四〇《张问达传》：“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二百二十万有奇。”
(60)《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传》：“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积逋至百余万。”
(61)《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万历二十八年（1600）起任工科，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按毕自严所记与此不同，《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査九边军饷疏》：“征哱拜之费用过一百余万，两次征倭之费用过五百九十五万四千余两，征播之费用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62)《明史》卷二七五《杨文弱集》卷一，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请立兵册清査辽饷确数稿》：“新兵原食一两二钱，今递加至一两八钱。旧兵原食四钱，今递加至一两二钱。新兵递加，往开元等一两八钱，往铁岭等一两六钱。旧兵递加，其上等一两二钱，中等者八钱。”天启元年（1621）六月《三覆议山东河北增兵用饷稿》：“定辽西新旧兵例分为五等，一等月给银二两，二等月给银一两八钱，三等月给银一两五钱，四等月给银一两二钱，五等月给银八钱。”
(63)《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卷二五七《梁廷栋传》：“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海内益怨咨。”按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统名辽饷。”作百四十万，误。
(64)《明史·兵志》。
(65)丘濬：《大学衍义补·火攻论》。
(66)沈德符：《野获编》。
(67)王守仁：《阳明集要》，《文华集》三，《庚辰书佛郎机遗事》。
(68)《明史·兵志》。
(69)《荆川外集》卷二，《条陈蓟镇练兵事宜》。
(70)《明史·兵志》；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