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大明兴衰三百年》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有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写的,经过千锤万击,不怕烈火焚烧,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间,写的是石灰,同时象征了于谦自己的一生。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小时候很聪明,性格坚强。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了进士。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做了御史(监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汉王高煦在山东造反,明宣宗亲自带兵讨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谦当面指斥高煦罪状,于谦义正词严,说得有声有色,明宣宗很赏识他,认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接着于谦被派巡按江西,发现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特派中央比较能干的官员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间派况钟、何文渊等九人为苏州等府知府。到九月又特派于谦、周忱等六人为侍郎(中央的副部长),巡抚各重要省区。明宣宗亲自写了于谦的名字给吏部,破格升官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的副部长),巡抚河南、山西两省,宰相也支持这主张。明朝制度,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的中央直辖地区)以外,地方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每个布政使司(通称为省)设有布政使管民政赋税,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还有都指挥使管军政,号称三司,是地方上三个最高长官,职权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辖。布政使是从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挥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虽只是正三品官,却因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书(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官员,职权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前后一共十九年(1430—1448),除周忱连任江南巡抚二十一年以外,他是当时巡抚当中任期最长的一个。
于谦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骑马到处视察,所到地方都延请当地有年纪的人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负担、痛苦,该办的和不该办的事,一发现问题,立刻提出具体意见,写报告给皇帝。遇有水灾、旱灾也及时上报,进行救济。他对地方的情况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时,因此,得到人民的歌颂和支持。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他向皇帝报告,为了解决缺粮户的暂时困难,当时河南、山西仓库里存有几百万石粮食,建议在每年三月间,由州县官调查,报告缺粮户数的所需粮食数量,依数支借,到秋收时归还,不取利息。对老病和穷极不能归还的特许免还。还规定所有州县都要存有预备粮,凡是预备得不够数的,即使任期满了也不许离任,作为前一措施的物质保证,这一款由监察官按时查考。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广大的缺粮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贷剥削了,他为穷困的农民办了好事。
黄河经过河南,常常闹决口,造成水灾。于谦注意水利,在农闲时动用民力,加厚堤身,还按里数设亭,亭设亭长,负责及时督促修缮。在境内交通要道,都要种树、凿井,十几年间,榆树、柳树都长成了,一条条的绿化带,无数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觉得阴凉,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边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员很少到那里去,于谦建议专设御史监察。边地许多将领私自役使军人,为他们私垦田地,国家的屯田日益减少,边将私人的垦田却日益增加,影响到国家的收入和边防的力量,于谦下令没收边将的私田为国家屯田,供给边军开支。
于谦做了九年巡抚,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强盗、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由于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禄,仍旧做巡抚的官。
在这九年中,于谦的建议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原来这时的皇帝是年轻人,明英宗当皇帝时才十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帝的祖母和母亲)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这三个老宰相都是从明成祖时就当权的,比较正直,有经验,也有魄力,国家大事都由他们作主张。他们同意于谦做巡抚,对于谦很信任,于谦有了朝廷上三杨的支持,才能在地方办一些好事。到了正统后期,正统五年(1440)杨荣死,七年杨士奇死、太皇太后死,十一年杨溥死,三杨死后,朝廷上不但没有支持于谦的力量,反对于谦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谦的政治地位动摇了。
反对于谦的政治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宦官,二是权贵。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亲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内廷的司礼监太监(皇帝私人秘书长)。英宗年轻,什么事都听他的,只是宫里有老祖母管着,朝廷上有三杨当家,王振还不大敢放肆。到了正统五年(1440)以后,太皇太后死了,杨荣也死了,杨士奇因为儿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杨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较轻,王振便当起家来了,谁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勋贵叫他作翁父,专权纳贿,无恶不作。他恨于谦不肯逢迎,正统六年(1441)三月,趁于谦入朝的时候,借一个题目,把于谦关在牢里,判处死刑。关了三个月,找不出于谦的罪状,只好放了,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另一种反对于谦的力量是权贵。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礼以致纳贿赂给朝廷权贵的。于谦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儿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单身过着极清苦的生活。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礼、纳贿,连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诗,为河南人民所传诵的: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他这样做,老百姓虽然很喜欢,朝廷权贵却恨死他了。
虽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却非常想念于谦,到北京请愿要求于谦回去的有一千来起。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晋王(皇帝的家族)也说于谦确是好官,朝廷迫于民意,只好让于谦再回去做巡抚。
这时,山东、陕西闹灾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几万人,于谦请准朝廷,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的存粮救济,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种子,让流民安居乐业。
这十九年中,于谦的父母先后死了,照当时礼法,应该辞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两丧合计六年。朝廷特别命令他“起复”,不要守孝,回家办了丧事便复职。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发生“土木之变”。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知院阿剌各拥重兵,以也先为最强,各自和明朝通好往来,也经常和明朝发生军事冲突。照规定,每次来的使臣不超过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数给予各种物资,也先为了多得物资,逐年增加使臣到两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减少人数,也先不肯。瓦剌的使臣往来,有时还沿途杀掠。到正统末年,也先西破哈密,东破兀良哈,威胁朝鲜,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应,回来后又不敢报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应的事都没有下落,认为明朝背信,极不高兴。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还虚报名额,交换的马匹也大多驽劣,礼部(管对外工作和朝廷礼仪的部)按实有人数计算,对提出要求的物资也只给予五分之一,还减了马价,也先大怒,决定发兵入侵。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举入侵,脱脱不花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区),也先亲自领军围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羽书警报,不断送到北京。
军事情况紧急,王振决策,由明英宗亲自率领军队阻击,朝廷大臣以吏部尚书王直和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谦为首坚决反对,王振不听,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带领朝廷主要官员和五十万大军向大同出发。邝埜随军到前方,于谦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他根本不会打仗,却指挥着五十万大军。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为王振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所制,胡乱指挥,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郭敬逃归。明英宗的大军到了大同,连日风雨,军中夜惊,人心悔惧,王振还要向北进军,郭敬背地里告诉他敌军情况,才决定退兵。路上又碰着大雨,王振原来打算取道紫荆关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请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军过境,会糟蹋他家的庄稼,又下令取道宣府,这样一折腾,闹得军士晕头转向。到宣府时,也先大军追上袭击,恭顺侯吴克忠拒战败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四万人迎战,到鹞儿岭,敌军设下埋伏,又全军覆没。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厅水库附近),诸将商量进入怀来县城据守,王振要保护行李辎重,便下令就地宿营。这地方地形高,没有荫蔽,无险可守,掘地两丈还不见水,也先大军追到,把水源都占据了,军士又饥又渴,挤成一堆。第二天,也先看到明军不动,便假装撤退,王振不知是计,立刻下令移营,阵脚一动,瓦剌骑兵便四面冲锋,明军仓皇逃命,阵势大乱,敌军冲入,明军崩溃,死伤达几十万人,明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五十多人都被敌军所杀,王振也死在乱军中。明英宗被敌军俘虏。这次不光彩的战役就叫“土木之变”。
土木败报传到北京,北京震动。这时明军的精锐都已在土木覆没了,北京空虚,形势极为危急。翰林院侍讲(为皇帝讲书的官)徐珵是苏州人,在土木之变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发妻子老小回苏州去了。败报传到后,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徐珵大声说,从天文看,从历数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迁,才能免祸。这个主意是亡国的主意,当时要照他的意见办,明朝政府从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进占北京,黄河以北便会全部沦陷,造成历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对立的局面。于谦坚决反对说,北京是全国根本,一动便大势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辙,岂可重蹈。并且说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杀头。大臣胡濙、陈循和太监金英都赞成于谦的主张,郕王也下了坚守的决心,徐珵不敢再说话了,从此恨死了于谦。
明朝政府虽然决定坚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残兵不满十万人,上上下下都胆战心惊,怕守不住。于谦建议征调各地军队到京守卫,分别部署前方要塞军事,人心才稍稍安定。郕王十分信赖于谦,升他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领导北京的保卫战。
王振是土木败军的祸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责任,王振的党羽马顺还倚仗王振的威风,当面叱责提出这主张的人,引起了公愤,给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机关的工作)王竑抓住马顺便打,群臣也跟着打,把马顺打成肉泥,朝班大乱,连守卫的卫士也呼噪起来了。郕王吓得发抖,站起来要走,于谦赶紧上前拉住,并教郕王宣布马顺有罪应该处死,这才扭转了乱纷纷的局面。退朝时,于谦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开了。吏部尚书(管选用罢免官员的部长)王直看到他,拉住手叹口气说,国家只靠着你!像今天的事,一百个王直也办不了。从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谦,认为他有担当,可以支撑危局。于谦也毅然决然把国家的事情担当起来。
英宗被俘,他的儿子还是小孩子,当时形势,没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们商量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说,我们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郕王才答应。九月,郕王即位为皇帝,是为明景帝。
于谦建议景帝,瓦剌得胜,一定要长驱南下。一要命令守边诸将协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制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诸将分守九门,结营城外;五要迁城关居民入城,免遭敌军杀掠;六要派军队自运通州存有的大量粮食作为军饷,不要被敌人利用。又保荐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抚,军官用为将帅。景帝一一依从,并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率全军。
也先带着明英宗,率军南下,每到一个城池,便说皇帝来了,要守将开门迎接,守将遵从于谦的指示,说我们已经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政府不成功,很丧气。明朝北部各个城池虽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却也因此对于谦怀恨在心。
瓦剌大军突破紫荆关,直入包围北京。都督石亨主张收兵入城,坚壁拒守。于谦反对,认为怎么可以向敌人示弱、使敌人越发轻视呢。下令诸将统兵二十二万分别在九门外拒守,亲自率领石亨和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德胜门外,和也先决战。通告全军,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道只有决战才有生路,都奋勇争先。由于于谦保卫北京的主张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来认为北京不战可下,一见明军严阵以待,便泄气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谦等大臣出来商议等条款,都被拒绝,越发气沮。进攻德胜门,明军火器齐发,也先弟中炮死。转攻西直门,又被击退。进攻彰义门,当地的老百姓配合守军,爬上房顶呐喊,投掷砖石,又被击退。相持了五天,敌军始终没有占到便宜,听说各路援军就要到达,怕归路被截断,只好解围退兵,北京的保卫战就此胜利结束。景帝以于谦功大,加官为少保(从一品),总督军务。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将报告也先派人来讲和,于谦严令申斥守将,从此边将都坚决主战,没有一个人敢倡议讲和的。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认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为皇帝,来和明朝对抗,结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这个法宝也不灵了。俘虏到皇帝,不但没有用处,还得供养,成了累赘,便另出花招,派使臣声明愿意送还皇帝,制造明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张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兴,说我本来不愿做皇帝,是你们要我当的。于谦说,皇位已定,不可再变。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当迎接,万一有诈,道理在我们这面。景帝一听说皇位不再更动,忙说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这个皇帝关在南宫里。
从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所提的意见,明景帝没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征求于谦意见,于谦不避嫌怨,有意见便说,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谦,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谦的,也恨于谦,特别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托于谦的门客,想做国子祭酒(大学校长),于谦对景帝说了,景帝说,这人倡议逃亡,心术不正,怎能当这官,败坏学生风气。徐珵不知于谦已经推荐,反而以为是于谦阻挠,仇恨越发深了。改名有贞,等候机会报复。大将石亨原先因为打了败仗削职,于谦保荐领军抗敌立了功,封侯世袭。他嫌于谦约束过严,很不乐意。保卫北京之战,于谦是主帅,功劳最大,结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里过意不去,写信给景帝,保荐于谦的儿子做官。于谦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讲不该顾私恩。石亨是大将,没有举荐一个好人,一个行伍有功的,却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讲得过去吗?而且我对军功,主张防止侥幸,绝不敢以儿子冒功。石亨巴结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发生气。都督张打仗失败,为于谦所劾。太监曹吉祥是王振门下,也深憾于谦。这批人共同对于谦不满,便暗地里通声气,要搞倒于谦,出一口气,做升官的打算。
于谦性格刚直,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遇事都有人出来反对,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便拍胸叹气说: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勋臣贵戚,语气间时常流露出来,恨他的人便越发多了。他坚决拒绝讲和,虽然明英宗是因为明朝拒和,也先无法利用才被送回来的,心里却不免有些不痛快。这样,在明景帝统治的七年间,在表面上,于谦虽然权力很大,在另一面,却上上下下都有人对他怀恨,只是不敢公开活动而已。
于谦才力过人,当军务紧急,顷刻变化的时候,他指挥若定,眼睛看着报告,手头屈指计算,口授机宜,合于实际,底下的工作人员看着,不由得衷心佩服。号令严明,不管是勋臣宿将,一有错误,便报告皇帝行文申责,几千里外的守将,一得到于谦指示,无不奉行。思虑周密开阔,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的。忧国忘身,虽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还了皇帝,却很谦虚,口不言功。生性朴素俭约,住的地方才蔽风雨,景帝给他一所西华门内的房子,几次辞谢不许才搬过去。“土木之变”后,索性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发现他生活过于俭约,特别叫宫内替他送去菜肴。有人说皇帝宠待于谦太过了,太监兴安说,这人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儿能找得这样的人!死后抄家,除了皇帝给的东西以外,更没有别的家财。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举行祭天仪式。石亨认为景帝活不长久了,便和徐有贞、曹吉祥、张等阴谋打开南宫,迎明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和大学士(宰相)王文关在牢里。石亨等诬告于谦、王文谋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处谋逆,应处死刑。审案时,王文据理申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辩有什么用。判决书送到明英宗那里,英宗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于谦实在有功。徐有贞说,不然,不杀于谦,夺门这一着就说不出名堂来了。于谦、王文同时被杀,明景帝也被绞死,这一年于谦六十岁,明景帝才三十岁。
于谦死后,家属被充军到边地。大将范广、贵州巡抚蒋琳也因为是于谦所提拔的牵连被杀。还刻板通告全国,说明于谦的罪状,这个板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见毁掉。
曹吉祥是于谦的死对头,可是他的部下指挥朵儿却深感于谦的忠义,到刑场祭奠痛哭,曹吉祥大为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朵儿又去刑场祭奠了。都督同知陈逵冒着危险,收拾于谦的尸首殡葬,过了一年,才归葬杭州。
广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谦,当时不敢指名,作了一个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嗛?
鱼嗛是于谦的谐音,这个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远留存在人民的记忆中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有一首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庙,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的事迹直接教育了这个有骨气的好汉,宁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气。
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代于谦做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撤职抄家,有很多金银财宝,明英宗叫大臣们参观,并说,于谦在景泰朝极被亲信,死后没有一点家业,陈汝言怎么会有这么多!石亨听了,说不出一句话。过些日子,边方传来警报,英宗很发愁,恭顺侯吴瑾在旁边说,要是于谦在的话,不会有这情况。英宗听了也说不出一句话。
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徐有贞充军云南,石亨下狱死,曹吉祥造反灭族。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于谦的儿子于冕遇赦回家,写信给皇帝申冤,明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几句话,传诵一时。于谦的名誉恢复了。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谦为肃愍,并建立祠堂,号为旌功。明神宗万历时又改谥忠肃。杭州、开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谦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演绎他的故事的小说有孙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