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的代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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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繁荣”的代价
在19世纪，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欧洲的资金、技术，飞速向前发展，形成了以铁路带动的“新经济”，使“世界工厂”离开英国，渐渐向美国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暴发户”。战争结束时，美国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加上欧洲大规模“战争订单”的刺激，以及美国式“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模式的兴起，美国经济稳步发展，取代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特别是1923—1929年的6年间，美国钢的熔铸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钢产量的总和，机器制造业增长了53%，汽车产量增长了36%；化学、航空、无线电和人造纤维等行业，其产量也比1923年增加了一倍；美国的对外贸易也超过了英国，占据世界第一位。
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自信、更乐观。这造成了美国股市投机盛行，更制造了一种“非理性繁荣”的假象。
而当“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走到尽头时，“紧急刹车”也已经难以力挽狂澜了。1929年10月，美国股灾突然爆发，不到三个月，股市总市值便蒸发了40%，26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之后，银行和企业大批破产，最终演变成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关于这次大萧条产生的原因，当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发表过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极为“幼稚”。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还有人说，“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
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80年过去了，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解释，是目前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认为，大萧条的祸根在于当时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责任，酿成了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1883~1946）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解释为“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减弱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从而进一步减弱了企业的投资意向，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近年来，一些学者则提出新的看法，比如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指出，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财富的过度集中。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仅仅7年之后的1929年，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就上升到了36.3%。财富集中程度越高，越助长股市中的投机行为，易倒闭银行的数目就越多。同时，大批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则严重不足，于是衰退便越加严重。
总之，“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流学者关于大萧条成因的基本解释。我们所熟知的“农场主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是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矛盾的集中体现。
不过在当时，卖不出去的不仅仅是牛奶，还包括房子，其他诸如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收音机、电话等耐用消费品，也都堆积在仓库生锈腐烂。
在萧条之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将“有房有车”视为奋斗目标的时代。当年胡佛竞选总统时许下的诺言就是，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鸡代表着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汽车则代表耐用消费品。这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消费模式正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耐用消费品无疑是美国这个当时的“新兴世界工厂”经济上的重要增长点。
《美国经济史》提出了这样的数据：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毋庸置疑，房与车在20世纪之后的每次经济危机中，总是一对“难兄难弟”。
不仅如此，当时著名的“美国消费模式”，也就是“信贷消费”已经出现。而信贷消费的出现，自然是车、房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的发展所推促的。信贷消费，正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特征。这样一来，此次大萧条就不同于以往历次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