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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经济调控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新秩序逐渐建立，剥削投资者、账目欺诈成为其让人厌恶的典型特征。源自19世纪晚期的控股公司日益兴旺起来。它形式多样，既有少数股东控股的跨区域连锁帝国，也有类似统占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领地的塞缪尔·英萨尔那样的利益集团。与它的规模相比，控股公司拥有的权力简直不值一提，“一只96英寸的大狗摇着一根4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小尾巴”，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形象地描述这种悬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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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这样的控股公司层层叠加，就像一座巴别塔，塔尖虽伸向天空，可下面却岌岌可危。公司常以控股公司形式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以逃避监管部门，混淆大众视线。1930年1月，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在其破产导致50万客户的财富一夕化为乌有的前一年，为隐瞒日益严重的亏空，它投资100美元，成立了一家虚拟公司，购买它投资的另一家虚拟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假象，欺骗民众。后来，人们才从闹剧中逐渐意识到外表光鲜的银行早已成了债台高筑的空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华尔街病症的又一表现。其职能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并发给股东和受益人一定的收益，这种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这样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的，另外一些是“软性”的。投资证券的形式非常灵活，比赌博公司好不到哪儿去。客户把“赌金”交给“赌台管理员”——信托投资公司。据说，美国约有450万人就这样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只剩下不足2/3的本金，损失的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之多。
1929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用的过度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瞻前不顾后的迅速融资过程，融资的加速也给美国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330亿美元的公债和1，000亿美元的公司及个人债务。而国家的经济境况只有不断扩大市场和繁荣经济，才能得以成功维系。购买力的稍稍下降和价格的细微回落，都会引起经济的大震荡。尽管经济学家把庞大的信用运作称为一股新的力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原动力，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它。在1929年，大部分美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增长，甚至对那年9月3日高峰时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也毫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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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之类的信用膨胀似乎更为普通人所熟知，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摧毁“销售阻力”——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中得到再一次的扩张。生产者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消费者无力购买，相对于降低产品价格，或是指望民众购买力提升，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容易为生产者所接受。到了1929年，这种方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然而在大萧条的透视镜下，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包括夸大的价格、过高的还款利息等等。某些州的法律甚至以这种方式为名，扣押一个人的所有工资，直到他还完所有欠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化的产业发展，使每一座中心城市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这样的网络模式，集制造、销售、和分配为一体，高度整合了大陆经济，但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边境、农场、乡村以及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城市的迅速崛起所淹没。1870年，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50%，20世纪20年代则占到了80%。城市工业从此开始发号施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工业结构和团体生活，以及工会和劳动立法下的组织机构，使工人群体一改以往的懒散放任，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具凝聚力。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挠着人们。早在1926年，失业者就有15万之多；到1929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180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年，16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在1928年，一年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
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6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2家的频率发生着，但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1/5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这让国家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1929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国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
1923～1928年间，美国投机收益指数从100增到了410，而工资指数仅从100增至112。这导致消费品的收益大大减少，远远低于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购买新的生产设备的投入，更比不上流入富人腰包的金钱洪流。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人们常用卡莱尔的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解读这种现象，“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委员会更是形象地把这段时期喻为“富人的敛财狂欢”。
当时，2/3的储蓄是由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的，2/5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500美元，1/5的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1，000美元、入不敷出，那些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要花掉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中，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有可观的储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做的研究显示，在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600万个家庭收入总和的3倍。也就是说，最富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穷家庭的630倍。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储蓄导致了设备的扩大，提高了效率，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导致了更低廉的价格，增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然而，这条因果链在1929年暴露出了它的薄弱环节——全国的产出并不能为公众的购买力所消化，一是工资涨幅较小，二是1922～1929年间零售价格实际上并没有下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并没有以低价格的形式为消费者所共享，而是摇身变成红利、储备金、高薪和奖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新的设备、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效率顾问”的服务使美国的生产总量提高了1/3，尤其在汽车行业领域，生产效率甚至提高了3倍，但是，托拉斯、联合、兼并等形式的垄断却使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在这片繁荣中，生产商只获得了丁点好处，普通消费者那里更是只有零星的碎屑。按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去计算利润，而不是按天或季，这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后人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在赞扬技术专家后所发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