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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比起要养家的男人，普通妇女的世界似乎仅限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操持家务。只要她们依旧可以吃饭、穿衣、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她们就可以一如平常地生活着。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迫使她们不得不走出家门。1930年，1/5的女性——近1，100万人开始在外工作，与1890年相比，女性工作者的人数增长了6倍。
由于女性工作者的工资低，而且乖巧听话，雇主更喜欢雇佣。大萧条开始时，她们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劳动力过剩，女性的优势逐渐消失了，更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甚至打出了“永远28岁”的口号，强烈要求雇主雇佣大龄女性，抗议男雇主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偏爱。
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放弃了家务，开始投身工作。在乡村小镇，萧条的来袭迫使很多女性捡起几近失传的古老技艺，这使原本忙碌的家庭主妇负担更重了。她们开始制造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制草药、染色和做衣服等等。
收入的锐减使得那些让人愉快的事物远离了贫困家庭，例如报纸、杂志、电影，还有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员把这称之为轻松的“居家生活运动”，缺乏想象力的农民称之为“苦闷生活”。家庭主妇常接些洗熨缝纫之类的活，或是烤蛋糕到市场去卖，或是为旅行者提供食宿来补家用。一些小商店、美发店、路边售货亭、驾车旅行营地等等也在那时兴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对小器具的冲击开始减缓，电烤箱、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乃至家具和缝纫机等的销售有所回暖。新功效的电冰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如火如荼地销售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依然是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虽然仍占据市场份额，但新车的购买量却直线下降。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只能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滑到不足3美元。
纽约市的一些数字更能说明这显而易见的情况：1930～1931年间电话缩减了约4万部，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因为战争紧张而在1917~1918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萧条时期同样发挥着它的安慰作用，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在中等城镇的女性餐馆，甚至也都摆放了烟灰缸。
(2)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把汽车看作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即便在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仍猛增了一倍，销售额仅仅下降了4％。在另一端，珠宝店显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同样惨淡，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70％的主顾，餐饮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营业额减少63％。或许，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萧条，好日子初见端倪，人们又开始“上饭店换换口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饭店增加的数量比家庭增加的数量还要快。
无论在什么地方，时尚对女子来说永远是头等大事。在萧条时期，男装比女装更容易受到波及。早在1930年，童装和女装的产量仅比1929年下降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下降了25％，1931年时更是下降了32％。为了方便和省钱，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了僵硬的衣领、帽子、袜带、背心。
而20世纪30年代，女性服装则出现了大规模以低质材料和粗糙做工仿制的时髦服装。平民家的女儿甚至自己缝制衣服，这是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情况。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里谈到，长裙子和女性化的趋势慢慢取代了爵士时代女孩中性化的棱角分明，并大胆预言“对举止端庄的崇尚将再度回归”。1931年欧仁妮皇后帽子和其他款式上的褶边、蝴蝶结，昭示了服装上的新发现。1929年，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闪闪发亮的指甲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2年内，这种时尚迅速从派克大街蔓延到推销女郎和打字员的手上。
虽然爵士时代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但短发还是风靡一时。大萧条的中后期，冠冕堂皇的旧式审美遭到齐肩短发的嘲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扮随处可见。人们越来越衷爱宽松的衣服，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裙子地位再一次被抬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不失时机地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其他地区，这引起了很多古板社区的严重抗议。街上的凉鞋、晚礼服的出现，引领了新一轮风潮，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露趾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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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阴霾依旧没有散去，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约一切开支，包括住房上的节省。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逐渐被关闭或低价转让。中产阶级也不得不放弃海滨或度假胜地的出租房，搬到便宜的公寓。更多的人被迫与父母挤住在一起。据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这种“特大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2％到15％不等，南方的比例最高。
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打算赚钱赡养老人，或是为求学而离开家乡的青年，如今身无分文、蔫头耷脑地回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定义：家是个“你不得不去的，唯有那里能接纳你的地方”。不论哪个地方，当孩子成年后依然无所事事，父子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紧张。赚钱养家的父亲往往会重申他的权威，即使他的孩子也曾经独当一面。在城里，越来越多的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公寓或出租房内，拥挤的环境让他们的脾气越来越糟，挫败感也愈发强烈。那些接受救济的人马不停蹄地寻找更便宜的住所，搬家的频率往往高于常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牢牢跟紧那些熟悉的老邻居，以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失业的人和家人往往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常常闭门不见客，大人们则拒绝依然工作的朋友的邀请，因为他们没有三明治和咖啡去回请朋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就这样慢慢中断了。一些爱面子的家庭打肿脸充胖子，直到残酷的现实把它们的精神打垮。一些家庭盲目乐观，或者不愿降低原来的生活标准，最后同样走到崩溃的边缘。还有一些家庭凭借机智和勇气与大萧条抗争着，坦然地面对现实，充分享受生活中的每次“奢侈”消费。
未付的账单，各种医疗保健费用，孩子的教育经费和赡养老人的花销等等，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家庭里，累积的烦恼常常让家人的关系紧张得冲突一触即发。之前任劳任怨的妻子开始抱怨失业的丈夫回家太晚，或者口出恶言，或是讥讽“谁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失业的人更容易自卑，丧失信心和勇气。原来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一家人常常漫不经心地听着广播，或者干坐着，直到深夜。如果手头稍有余钱，失意的人往往会去酗酒和赌博，但结果常常是更加自责和沮丧。
在农村家庭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家庭里，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俨然是一种传统。在这种家庭里，如果养家糊口的人丧失威信，或者放弃权威，结果是让人震惊的。早早出来养家的的孩子会树立新的威信，倘若妻子成为顶梁柱，那么她也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丈夫只能做些家庭杂事。但在城市家庭里，这种男性独裁很少见。萧条时期，通常的情况是，妻子常常为失业的丈夫加油打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在失业的日子里变得更加亲密。
许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团体力量中寻找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托管孩子已经结束了。“家庭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顾，打理孩子的衣食住行。”对那些解雇了保姆的家庭来说，这句话千真万确，但对那些父母被迫出去打工、食不果腹的家庭来说，丝毫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社论者鼓吹“虽然很多家庭失去了物质财富，但它们却找到了灵魂。”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坚定的勇气、健康的体魄，以及对安息日礼俗的严格遵守。种种论调并非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曾经提到：“大萧条的结果，让大部分美国民众重新回归了家庭，重新发现了友谊，重新发现了灵魂。”